随着进攻的准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的普通士兵和高级军官们都明白成败在此一举。在国防军内一路高升的巴伐利亚职业军人弗朗茨·哈尔德看来,希特勒总是那么的坦率而坚定。他在1941年告诉他的将军们,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较量,必须“以最野蛮的形式”痛击俄罗斯,做到“斩草除根”。“部队司令必须知道,局势正处于紧急关头。”希特勒说,“对苏联的仁慈就是对我们的残忍。”

该报告称:“这一地区将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他们要么死亡，要么迁往西伯利亚。任何试图使这些人不被饿死的做法……都会损害欧洲的物资供应。他们的存在将使德国无法坚持到战争结束。入侵苏联不仅仅是为了战争的胜利,它在本质上关系到德国的生死存亡。

在接下来的三周内，德国采取了具体的措施统计可能的死亡人数，以确定“亏损”区内究竟会死几百万人。5月23日，一份长达23页的报告出炉了，其内容不过是在已有结论上略加修正。苏联的“亏损”区将被分离出去，它的谷物及其他农产品将被集中起来运往德国。正如之前在柏林会议上所讨论的，其后果将由当地居民承受。连同之前的结论，这一报告对预计死亡人数进行了公开的评估。该报告称：“这一地区将有数千万人是多余的，他们要么死亡，要么迁往西伯利亚。任何试图使这些人不被饿死的做法……都会损害欧洲的物资供应。他们的存在将使德国无法坚持到战争结束。

不过，眼下德国人正面临着残酷的现实：他们发现自身的粮食和物资越来越短缺，从苏联进口无法解决长期的供应问题。

巴克的提议十分激进。苏联幅员辽阔、气候多样，被一个自然的分界线分为两部分。在南部，包括乌克兰、南俄罗斯和高加索地区在内的土地和资源构成了一个“获利”区；北部则包含俄罗斯中北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各国，属于“亏损”区。在巴克看来，分界线的一边是粮食生产区，而另外一边则是粮食消耗区。德国要做的是占领前者，并且忽略后者。“获利”区必须拿到手，并将其资源和产出转移至德国；“亏损”区则必须被抛弃，而且无须关心它能否以及如何存活，失去这块地方就意味着得到。

到了1941年夏天，戈培尔在日记中记录道，柏林的商店里只剩货架了，罕有蔬菜出售。这导致了价格的波动以及黑市的繁荣，从而进一步加深了民众的焦虑。虽然还未表现出不满，但是人们已经开始质疑德国的扩张到底能带来什么好处——希特勒的宣传主管为此焦头烂额。正如一位地方官员所指出的，他治下的德国男人和女人们“疲惫而劳累”，“不理解为什么战争一定要深入到亚洲和非洲”。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现在只剩下回忆。

正如他向希特勒所强调的，乌克兰是关键：占据从黑海北部到里海一带的肥沃平原，将“把我们从经济压力下彻底解放出来”。如果得到这些“富得流油”的苏联土地，德国人将天下无敌，不用再看苏联人的脸色；同时，英国封锁地中海和北海的战略意义也将大打折扣。这是一个让德国人获得其所需资源的良机。

1940年7月，希特勒以其最典型的风格宣布了这一冒险行动，他将其描述成意识形态之战。他对约德尔上将说，现在要抓住时机消灭布尔什维克。而实际上，资源以及最重要的粮食，才是冒险的真正原因。

谈判相当激烈，特别是涉及到小麦和石油，德国人对这两项物资的需求极为迫切。斯大林亲自过问这些交易条款，决定是否批准满足德国要求的80万吨石油，或是仅仅运发其中的一小部分。每次交货的谈判都令人担忧且耗时长久，几乎成了德国人焦虑的最大根源。 德国外交部自然意识到这种合作的脆弱，并在报告中强调对莫斯科过度依赖的危险性。不管什么原因——领导人的变更和固执己见，或者仅仅是商业上的分歧——一旦合作发生破裂，德国将立刻陷入窘境。对于志在欧洲赢得非凡军事胜利的希特勒来说，这无疑是最大的威胁。 这种忧虑和不安致使德国作出了一个以数百万德国士兵和数百万苏联士兵——以及数百万犹太人——的生命为代价的决定：入侵苏联。

1940年夏天，英国人和他们的帝国正在垂死挣扎。纳粹德国与共产主义苏联前一年夏天在莫斯科签订的协议很快就让这个世界看起来完全不同了。通过苏联，柏林与亚洲和印度次大陆建立了一系列新的联系，这将改变西欧与中亚地区未来的贸易和资源路线。 然而，这种改变极度依赖于苏联持续而坚定的支持。

西欧帝国的时代早在一战结束就进入了尾声；而现在，它连缓缓落幕的机会都没有了——德国人打算给予其致命一击。随着英国皇家空军准备投入不列颠战役，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德国驻喀布尔公使忙着预测，希特勒或许将在夏末出现在伦敦。为了迎接英帝国最后的崩溃，德国向阿富汗政府提出了具体提议：如果该国放弃自开战以来的中立立场，德国承诺将把到手后的印度西北大片土地以及卡拉奇（Karachi）港口割让给阿富汗。这无疑是个诱人的建议。

然而，德国对法国发动的闪电战使得这些联合行动计划胎死腹中。在许多人看来，德国人的这次进攻可以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天才杰作，身经百战、对占领别国领土有着丰富经验的军队熟练地实现了事先精心布置的计划，通过一系列令人眩目的行动出其不意地突破了防线。不过最近的研究表明，德国人在法国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或许要归功于运气。

对此，伦敦和巴黎制定了一个又一个遏制德国和苏联的计划。

取而代之的是一项大胆的进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计划，意图切断瑞典对德国的铁矿石供应。该计划受到了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的大力支持。丘吉尔写道：“对德国来说，没有什么比中断铁矿石进口三个月甚至六个月更致命的了。英国应该打破挪威的中立地位，并且在其沿岸水域布雷。”这些措施将削弱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并威胁到其自身安全。

同样，伊拉克复兴党（Ba'ath Party）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也要归功于纳粹的宣传和复兴思想。希特勒与沙特国王特使之间也有过交流。希特勒在1939年告诉特使：“我们将阿拉伯人视作最亲密的伙伴，其原因有三：第一，我们对阿拉伯世界没有任何领土上的欲望；第二，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第三，我们同样都反对犹太人。我绝不会罢手，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被赶出德国。”

德国首脑的反犹观点很受穆斯林的支持，他们将犹太人视作“败类和病菌”。 整个地区对德国的仰慕进一步加深。一些学者指出，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为德国人打造的意识形态与波斯人当时的做法极为相似：“净化”波斯语和波斯习俗，以及（像纳粹一样）努力重回半神话的黄金时代。实际上，据推测，将波斯正式改名为伊朗的决定，正是驻柏林的德黑兰外交官们向国王灌输“雅利安主义”（Aryanism）思想、强调伊朗与德国拥有共同语源和历史遗产的结果。

当然，德国人还精心地设计了一个大胆的单独计划，让下台后已经定居柏林的国王阿曼努拉（Amanullah）重新统治阿富汗。因此，德国不断地在这一战略敏感地区制造混乱。“

在该地区的其他地方，德国人同样地积极拉拢关系。许多伊朗人和伊拉克人被希特勒的活力和雄辩所征服。他们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点，比如纳粹政权与一些伊斯兰杰出学者都是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