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崩溃后快速变化的局面,使人们不得不为突发事件作准备。斯大林的态度愈发强硬,这无疑是出于被希特勒背叛后的警惕心理:1939年的联盟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苏联不得不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来抵御德国人的暴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生死战中。在莫斯科看来,必须建立一个由附属国家构成的缓冲地带,同时营造和强化一种对“如果苏联人感到威胁,就会采取直接行动”的恐惧。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通过侵占甚至迁移工业基础设施来削弱西方国家的实力,便是情理之中的措施了。这同时还能为那些新兴的共产主义政党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正如历史所证实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

当对入侵结果的希望破灭后,纳粹精英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德国的问题。在1941年5月2日柏林会议召开后不到8个月,德国人又在柏林树木繁茂的郊区万湖( Wannsee)召开了另外一次会议,再一次涉及难以具体估算的数百万死亡人数。在1942年1月20日那个多雾的清晨,与会者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屠杀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时的应对措施,种族灭绝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德国人预计将有数百万人会因粮食短缺和饥荒而死亡,于是开始鉴别哪些人该死。首先是苏联战俘。戈林轻蔑地写道:没有必要养活他们,没有任何国际义务能约束我们。1941年9月,他命令取消为不干活的战俘提供食物,他们因过于虚弱或伤势严重而不堪驱使。一个月后,“有用”战俘的供应量也开始再次降低。结果是灾难性的:截至1942年2月,(330万苏联战俘中)大约有2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死于饥饿。

人侵行动似乎取得了完美的成果。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几乎所有计划中为德国提供资源的地区都被占领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没有被攻陷,但这只是时间问题。

到了1941年6月21日,局势明显在进一步恶化。瑞典驻莫斯科大使威廉·阿萨尔森( Vilhelm assarsson)认为,现在有两种可能:要么他将近距离目睹影响深远的“第三帝国( Third reich)与苏联帝国”之间大规模的对峙,要么德国人将对“乌克兰和巴库的油井”提出更多要求。他谨慎地判断,如果是后者，他或许也将见证到“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敲诈”。

艾里希·霍普纳( Erich hoepner)上将在巴巴罗萨战役打响前一刻给装甲集团军发布的作战命令中说,俄罗斯人必须被粉碎,被史无前例地粉碎。每一次的军事行动都必须贯彻钢铁一般的意志,无情地将敌人彻底消灭。军队中充着对斯拉夫人的鄙视以及对布尔什维克和犹太人的厌恶。正如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这些混杂在一起的“意识形态发酵剂,很容易使普通人变成屠杀的从犯”

然而在西方国家看来，斯大林所带来的压迫要比希特勒的好得多。他们将这次战争描述为一场对抗暴行的胜利，通过树立一个共同的政治敌人来掩饰“新朋友”的错误。但中东欧的一些国家对此不敢苟同，他们不认为这是一场民主的胜利，因为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们将为自己站在独裁者一边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斯大林的态度愈发强硬，这无疑是出于被希特勒背叛后的警惕心理：1939年的联盟被证明是一场灾难，苏联不得不付出极其惨痛的代价来抵御德国人的暴行，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和列宁格勒的生死战中。在莫斯科看来，必须建立一个由附属国家构成的缓冲地带。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人通过侵占甚至迁移工业基础设施来削弱西方国家的实力，便是情理之中的措施了。这同时还能为那些新兴的共产主义政党提供财政和后勤支持。

当丘吉尔认清现实时，为时已晚。在他1946年发表于密苏里州富尔顿（Fulton）的、警告铁幕已经降临欧洲的著名演说中，他说道：“所有中东欧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现在都已落入苏联势力的影响之下。幸存的只有维也纳和半个柏林。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为了阻止暴行在欧洲肆虐，但最终还是没有人能够阻止铁幕落下。 于是，欧洲在二战结束后被劈为两半。

当这三个国家的领导人在1943年的德黑兰、1945年春的雅尔塔以及几个月后的波茨坦会面时，欧洲显然已经被又一次的大规模对抗耗尽、榨干。

英国下议院曾在1939年发誓要保护波兰的领土完整，如今却食言了。温斯顿・丘吉尔看准了一个“恰当的交易时机”，用一支蓝笔在地图上把该国的三分之一划入德国，把另外三分之一送给了苏联，波兰的边界就这样被粗暴地调整了。他还建议按一定比例瓜分中东欧的其他国家：为了照顾苏联的影响力，罗马尼亚的90%归苏联，10%归英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则是对半开。丘吉尔也意识到，这种决定“数百万人”命运的做法会被认为是“过于自私”。不过要想取悦斯大林，就必须付出代价：牺牲半个欧洲大陆的自由。丘吉尔对苏联最高领导人说：“让我们把文件烧掉吧。”斯大林回答道：“不，你留着它。”

而大屠杀的直接理由无疑就是这些土地生产的小麦没能达到预期。

在1942年1月20日那个多雾的清晨，与会者得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结论。在他们看来，屠杀犹太人只不过是一时的应对措施，种族灭绝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希特勒一直执意推动在巴勒斯坦成立一个犹太国家。1938年春，他公开支持一项将德国犹太人移民到中东地区并为他们组建一个新国家作为其家园的政策。

就是将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以便“在这里打响抵抗英国、解放祖国的战争。如此，犹太人将得到一个国家，而德国人将顺便摧毁英国在中东的一个基地，同时解决欧洲的犹太问题”。这看起来很符合逻辑，同时又令人毛骨悚然：杰出的犹太领袖正积极地考虑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反犹主义者合作，与大屠杀的元凶在种族灭绝爆发12个月前进行商议。

然而面对在俄罗斯的长期困难，纳粹策划者逐渐明白，让犹太人聚集在营地意味着可以毫无困难地实施大屠杀，这种原本漫不经心的想法如今正变得更加正式、更加冷酷。随着稀有资源的逐渐枯竭，对于一个极具反犹色彩的政权来说，着手实施大规模屠杀并不需要太多考虑。当纳粹领导人意识到将有数百万张难以养活的嘴时，那些被关在波兰集中营里的犹太人无疑是现成又易得手的屠杀目标。

德国人预计将有数百万人会因粮食短缺和饥荒而死亡，于是开始鉴别哪些人该死。首先是苏联战俘。

入侵后仅仅几周就发生的大屠杀，是德军面对进攻失败和经济及战略计划严重缺陷的病态反应。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的大粮仓未能带来预想中的产出，这让德国人非常失望并决定让当地人付出代价。

因为人多粮少，两类人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德国各行各业、媒体和大众妖魔化的对象：俄罗斯人和犹太人。

因此，就算占领了所有的目标领土，东方战场也丝毫不能带来计划中的收获，反而产生了更多的需求。入侵苏联仅仅两天后，巴克就提交了一份作为四年经济计划一部分的小麦需求规划：德国人正面临着每年250万吨的粮食缺口，国防军必须解决这一问题，并且还需获取数百万吨的含油种子以及数百万头的牛和猪，以供德国人食用。这是希特勒指示他的将军们务必“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的原因之一：他不希望有人留在那里，“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在冬季养活他们”。

虽然后方对前线的后勤保障十分糟糕，但这还不算最大的问题。入侵的核心计划是占领乌克兰及俄罗斯南部的肥沃土地，即所谓的“获利”区。然而，即便在入侵前就从苏联输入粮食，依然还是跟不上德军的需求。

事实上，东部战场显然是个消耗资源的无底洞，想要通过粮食管控来熬到胜利无疑是天方夜谭。军队接到的命令是就地补给，但是他们做不到，只能靠着偷来的牲畜维持生存。同时，被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寄予厚望的目标地区根本无法改善本国的农业形势——它们已是一片荒地。苏联的焦土政策夺走了该地区绝大部分有价值的东西。而德军的混乱及自相矛盾的军事优先次序给他们埋下了致命的种子：各方为人员、坦克、物资和燃料应该配给给中线、北线还是南线争吵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