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削弱西方势力并把他们彻底赶出中东,摩萨台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将人们对英伊石油公司的担心激发成对整个西方的厌恶和憎恨。这使得他成为了伊朗头号的麻烦制造者,足以促使英国人和美国人制定出斩草除根的肃清划。不过,态度强硬的并不只有他一个,控制着东、西方连接通道的西方人遭到了其他地方的强烈批评。在埃及,不断增加的仇恨情绪引发了反英暴当地人要求英国军队撤出位于苏伊士运河的基地。一位访问开罗的美国院官员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一份报告,准确地描述了当地的局势。道:“人们痛恨英国人。这种仇恨既普遍又强烈,笼罩着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英国必须制订一个紧急的解决方案。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次资金流的重新分配与伦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权力转移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它的影响更像是发现美洲大陆以及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控制着特许开采权并且主要供应欧洲和美国的西方企业开始向中东输入资金,并因此开启了世界重心转移的过程。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输油管道连接着东方和西方,标志着该地区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此时，在全球流动的不再是香料或丝绸、奴隶或白银,而是石油。

伊朗几次三番地遭受欺骗,充当竞争利益者的马前卒,这对伊朗人民一点好处都没有。将选择权交给与伊朗做生意的人,这种做法大错特错,他呼吁:“让我们和所有希望购买石油的国家进行谈判,为了国家的解放而努力。”自己国土下埋藏的财富却只给伊朗人带来了非常有限的好处。事实确实如此。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对亚洲中心地区的争夺就已经开始了。在1942年1月的一份冠冕堂皇的“三方协议”中,英国和苏联承诺要“保障伊朗人民免于当前战火所导致的贫困”,保障他们拥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事实上,随着协议的履行,人们发现该协议对保障伊朗百姓生活的作用甚微,真正目的是为了强占伊朗的基础设施:该协议宣称,英国和苏联可以随意使用该国的公路、河道、输油管、机场和通信站点。这不是霸占,该协议声明,是在向盟友提供援助—这真是一句富有创意的花言巧语。

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庞大的石油储量，加上不断增长的全球需求，使得该地区的东西方力量在20世纪中叶又一次恢复了平衡。这种改变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当纳赛尔在1967年把军队开进至边境并准备发动进攻时，以色列人着实吃了一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两国的支持下，停止了向英国和美国的石油运输，因为英美两国与以色列的友谊是众所周知的。随着精炼厂和输油管的关闭，噩梦开始笼罩在西方人头上：能源紧缺、油价飞涨，全球经济受到威胁——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不过，事情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糟糕，因为以色列的空袭让纳赛尔的进攻计划胎死腹中。阿拉伯军队在这场还未开始就已经结束的 “六天战争”中遭遇了一场迅速而彻底的惨败，将纳赛尔从他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美梦中拉回到现实。有着西方技术和政治支持的以色列，被证明是一个强大的敌手。看来，无论是西方国家本身，还是他们在中东地区安插的傀儡国，都没有到束手就擒的地步。

为了统一协调石油生产国在公开市场上的供应量，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宣布成立。该组织允许创始成员国——伊拉克、伊朗、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内瑞拉——通过控制产量进而操纵价格，达到整合各国利益、提高石油收入的目的。这是诸石油国十分明智的一步棋，它们一方面试图夺取西方公司的权力，一方面又能迫使西方政府向它们提供更多的政治和资金支援。

波尔克的看法完全正确。然而在当时，更重要的似乎是继续支持这一反共盟友，而不是强迫他放下权力。随着伊朗国王推出越来越多劳民伤财的计划，事态变得愈加严重。巨额资金被投入到军备上：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伊朗的军备开支从1963年的2.93亿美元增加到73亿美元，结果使得伊朗跻身世界上空军和陆军力量最强大的国家之列。伊朗军力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不可思议的提升，部分要归功于美国的军事援助和低息贷款（这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大部分装备都购自美国的军火承包商）。此外，石油收入也是伊朗发展军备的主要资金来源：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商形成了垄断联盟，以此确保收益最大化。

为了确保伊朗国王的支持率、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华盛顿继续向伊朗倾注大量的资金，并帮助他们建造了一条连接波斯湾和里海、全长1500英里的公路网，协助修建了阿巴斯的大型深水港口，扩建和升级了电网，甚至为伊朗国家航空公司这样的面子项目提供资助。对许多美国观察家而言，伊朗代表着美国外交实实在在的胜利。1968年为约翰逊总统准备的一份报告中说道：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诚的朋友之一伊朗，其经济一路高歌猛进

只有极少数人对此表示怀疑，其中就包括年轻的学者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他被肯尼迪政府找来为外交政策提供建议。他警告说，如果伊朗国王不进行政治改革，伊朗将会出现暴动甚至革命；而一旦爆发动乱，警察早晚会向抗议人群开火。反对国王的人现在正团结在“伊朗强有力的伊斯兰组织”之下。

显然，这些事与愿违的项目很难让人们相信伊朗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密切合作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它们为批评者提供了充足的弹药。没有人比什叶派学者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Ruhollah Moosavi Khomeini）更擅长此道了，他抓住了民众对低工资、经济停滞和显而易见的社会不公日益不满的情绪。

政府的精力没有放在与反对者达成妥协或是全心全意促进改革上，而是用于加大管控力度。霍梅尼被迫逃亡，并在邻国伊拉克的纳杰夫（Najaf）居住了十多年。在那里，他对伊朗国王的激烈指责不仅大受欢迎，而且还得到了支持和鼓励。

伊朗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Savak）被组建起来，并且很快变得臭名昭著。大量批判国王的人及其亲友不经审判就被监禁，并遭到折磨和杀害；在一些罕见的情况下，那些拥有较高声望的反对派人士——如霍梅尼——无法被秘密处理，他们会被软禁，或者被驱逐出境。当苏联使用这些手段时，遭到了美国的强烈批评，指责其为民主的对立面和极权主义的工具；而在伊朗，它们被默许了。

取悦于伊朗国王是如此重要，以至于美国对其排除异己、大规模腐败以及不可避免会导致经济停滞的行为统统视而不见。没有人对宗教迫害——如50年代巴哈伊教徒（Baha’i）的悲惨境遇——说三道四。同时，伊朗的石油收入剧增（在1954年至1960年间增长了七倍多）几乎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变化。国王的亲戚和相关利益集团在伊朗被称为“一千个家族”，他们牢牢控制着伊朗的出口贸易，像从前那样为自己谋取财富。华盛顿发放的低息贷款仅仅充实了极少数人的腰包，而代价则由穷人遭受：他们发现自己的收入很难赶上飞涨的生活成本，特别是在1959到1960年严重的粮食歉收之后。

当然，相关国家的领导人很快就意识到，他们可以从这两超级大国的竞争中获取渔翁之利。当艾森豪威尔总统在50年代末以私人身份访问喀布尔时，他甚至被直接要求给予阿富汗同莫斯科提供的一样多的援助。拒绝的后果是严重的，然而答应的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 伊朗的动摇也开始让美国的政策制订者深感不安。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在50年代末表现出与莫斯科改善关系的倾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虽然美国人声称其政治和军事目标是为了捍卫自由世界和民主生活，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是背道而驰。为了巩固在该地区的地位，美国借助了多个铁腕人物的力量，这些人都有着反民主的天性，而且为了权力不择手段。

这似乎是美国人为了保持友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较于推进社会改革，与独裁者合作似乎更为快速有效，即便这样做会扼杀民主制度，会种下根深蒂固的恶果。

一提到冷战，人们通常会想起柏林墙，以及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主要竞技场的东欧。然而，冷战的真正战场其实是位于苏联下腹部的那一长条地带。

这些事件让苏联的扩张步伐更加坚定。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1年的首脑会晤中告诉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苏联很快就会像摘熟果子那样把伊朗收入囊中。

美国之所以深度干涉伊拉克事务，主要是为了让苏联远离这个位于其南部边境的国家：与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建立联系是政治地位的一种体现，美国无法忍受让一个与自己世界观迥异的对手赢得这一地区。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美国人却懊恼地发现，事态正在继续恶化，并且开始向东蔓延。首先是伊拉克。埃及与叙利亚的合并引发了巴格达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之间的热烈讨论，对他们来说，作为美苏之外第三条道路的泛阿拉伯主义正变得越加诱人。

局面在1958年夏天的巴格达突然失控了。7月14日，由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Abdul Karim Qasim，20年前与他一起在英国受训的同学送给他“耍蛇者”的外号）领导的伊拉克高级军官们发动了政变。 政变军官冲入王宫，抓获了王室成员，其中包括国王费萨尔二世（Faisal II），并在王宫前面的草坪上将其处决。王储阿卜杜勒・伊拉（Abd al-Ilha，一个沉着严肃的人）的尸体被“像狗一样拖到大街上”，然后遭到分尸和焚烧。第二天，曾亲眼见证了中东变革的老牌政治家、伊拉克首相、化装成老妇人出逃的努里・赛义德（Nuri al-Said）被人发现，并当场处决。人们兴高采烈地拖着他那残缺的尸体在全城游行示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