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对东方的精美织物、香料和奢侈品趋之若鹜样,如今的西方也对石油同样渴求,但问题是用什么来支付这一价格高昂的必需品。1000年前,为了筹集这些交易的资金,西方将奴隶卖给伊斯兰国家;现在,为了购买石油,人们想出了更为阴暗的交易:武器及核技术销售。

石油国——其中大部分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财富积累,是以发达国经济的长期衰退为代价的。西方被经济萧条和停滞压弯了腰,而石油输出国织的成员国则国库充盈。正如18世纪全盛时期的英国一样,这些中东国家可随意挥霍金钱。20世纪70年代是富饶的10年，钱花起来没有节制。

减少能源使用的重要性促使美国建筑师开始设计可以使能源再利用的建筑物。这还是电动汽车研发的分水岭,一些稳定、高效的系统被研发出来,其中包括水溶电解质、固体电池和熔盐电池,这些为数十年后市场巨大混合动力汽车提供了技术基础。能源成为了引人关注的政治话题。

受到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以及为西方世界研制出核武器从而使其有能力摧毁世界的“曼哈顿计划”的鼓舞,这一计划被命名为“自主计划”( Project Independence)。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现在它必须寻找替代品并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事件造成了惊人的结果:在之后的三年内,石油的价格翻了两番,这给石油需求和消费都快速增长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金收入。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诺克斯·达西的石油勘探特许权协议被重新商定,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卓有成效,新的条款有利于伊朗。而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几乎立刻就看到了回报的稳定增长。20世纪70年代亻所发生的事代表着利益分配比例的重大转变。十年间,伊朗政府的收入增长了30倍，而邻国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倍,在1972年至1980年间从575亿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

摆脱外国强权运动的背后动力是石油,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且影响深远。新一轮的变化开始于一场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利比亚年轻军官所领导的政变,这位军官在英国受训时曾经被指导他的英国教官形容为“活泼、勤奋,而且认真负责”。穆阿迈尔·卡扎菲( Mu ammar gaddafi),在刚刚夺取政权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要求大幅提高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当时利比亚的石油占到了欧洲进口总量的30%)。“兄弟们,”他向他的同胞宣告,“革命不会让利比亚人贫困,因为我们拥有着巨大的石油财富。当我们住在茅屋和帐里时,外国人却住在宫里。”卡扎菲继续说道,别的国家已经将人送到了月球上,而利比亚人却被剥削得连水和电都没有。

随着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人们奋力掌握自身的未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从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应运而出。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常常说当1972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并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之后,这个国家才真正获得了独立。西方人对当地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萨达姆宜称:“外国统治和异族剥削”的时代“结束了。

虽然这种一切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政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也反映出这地区国家的艰难处境。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都会立即引起另外一个超级大国的反应;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疏远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并容易给反对势力可乘之机。

美国的政策可谓支离破碎。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伊朗及其周边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百依百顺,同时赶走或替换那些拒绝与美国合作的人。这种试图控制亚洲复杂中心地区的政策,最后被证明是场彻彻底底的失败。用当时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Sir anthony parsons)的话说,西方国家“使用了正确的望远镜……但是(我们的)方向错了”。

为了支持伊朗破坏邻国伊拉克稳定的计划,美国人甚至不惜挑起库尔德人(Kurd)的暴乱,从而酿成了一场悲剧。在扑灭一次暴动之后,伊拉克政府对北部库尔德少数民族展开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但是,当伊朗与伊拉克就长期以来的领土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后,曾经鼓动起义的美国现在退到一边坐视库尔德人被牺牲掉。负责调查70年代美国秘密外交政策的派克委员会(Pike committee)得出结论:“即便是在秘密行动中,我们的政策也是见利忘义的。”基辛格称他的回忆录第一卷受篇幅所限无法讨论这一事件,但读者在第二卷中也没找到相关内容,这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

然而在数十年前,这些人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却全然不同。事实上,伊朗和伊拉克之所以能够获取核资源,要感谢美国的积极支持。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一个名为“为了和平的原子能”( Atoms for peace,现在看上去这个名字着实滑稽)的计划,目的在于使美国得以加入一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同时让一些好友政府获得用于非军事用途的4万千克铀-235。

美国人还希望作最后的挣扎，事实证明他们醒悟得太晚了。

美国的政策可谓支离破碎。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向伊朗及其周边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美国对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百依百顺，同时赶走或替换那些拒绝与美国合作的人。这种试图控制亚洲复杂中心地区的政策，最后被证明是场彻彻底底的失败。

西方国家“使用了正确的望远镜……但是（我们的）方向错了”。更糟糕的是，反美言论现在几乎遍及该地区的所有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转向苏联；印度和莫斯科的关系，也比和华盛顿的更亲密；而只要有可能，巴基斯坦将随时准备接受苏联的援助。在这幅拼图中，伊朗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块，然而现在却面临着崩溃的危险。这看起来像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霍梅尼在1979年末所说的：“东方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出自那些西方的外国人，在当前则是美国人。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美国人造成的。”

霍梅尼是一个出色的宣传者，他能够抓住民众的情绪，就像三十年前的摩萨台一样。在一场向左翼改革派、伊斯兰强硬派和几乎所有那些非既得利益者发起的呼吁行动中，霍梅尼宣称，现在是时候让国王靠边站了。社会发展的受益者应该是伊朗民众和伊斯兰教徒，而不是伊朗国王。 为了减轻人们对伊朗可能成为一个宗教国家而感到的恐惧，霍梅尼承诺，阿訇和宗教狂热分子不得直接统治国家，但是可以提供建议。

尽管伊朗国王的政权饱受批评，尽管西方媒体不断指责伊朗警察机构萨瓦克的残忍行径，美国政府仍然给予该国明确而坚定的支持

这与其说是怀揣理想，还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视而不见。每个人都清楚风暴正在酝酿。在伊朗，人口增长、快速的城市化以及专制政权的铺张浪费，酿成了一杯有毒的鸡尾酒。习以为常的腐败，使得用来建造反应堆的数亿美元“佣金”统统落入了王室成员以及政治亲信的口袋。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德黑兰的局势岌岌可危，越来越多的人涌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和生活成本的增加，原因是全球石油供应超过需求导致了石油的价格一路狂跌。 不断加深的分歧对霍梅尼来说十分有利。

事实上，像美国、英国和法国这样拒绝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检查和约束的国家，很难看到他们的核扩散行为遭到严厉的指责。他们对那些偷偷摸摸进行核试验的国家感到恼火，但事实上，隐藏在这些虚伪的发达国家背后的，是争先恐后掠取现金或廉价石油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