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经济因素。在当前这十年以及往后的整个21世纪，西方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不论在技术性或是非技术性领域都一样。造成这种短缺现象的因素，乃是家庭规模缩小，导致人口迅速老化。维持本国出生人口稳定的生育标准是平均每个家庭二点一名儿童，但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生育率都已滑落到这个标准以下，所以领取退休金以及享用政府服务的老年人的比例不断攀升。这是个支出高昂的问题，但有一项简单的解决方法。只要引进工作年龄的外来移民，他们缴纳的税金即可弥补节节高升的国家支出。当然，政府也可以提高税赋、削减服务或者调升退休年龄，但如果没有外来人口移入，生活水平就不免下降。

不过，巴西仍有数以百计人口密集的贫民窟，至今还是受到毒品帮派的控制，也足以令人警惕。过去数十年来，巴西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阻止、消除、隔离或漠视落脚城市，结果这些打压措施终究还是不免遭到反弹：落脚城市如果遭到外界的不闻不问，又被剥夺了参与政治体的机会，自然就会产生自我防卫的政治发展。在巴西，这种发展就是毒品帮派的猖獗；在孟买，是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则是伊斯兰的宗教激进主义。落脚城市希望融人正常社会，希望获得接纳。只要拥有适当的资源，落脚城市就会繁荣兴盛，如果没有，就可能爆发我们不乐见的后果。

正如美国公共住宅计划以及法国市郊住宅大楼，没有商业空间的住宅可能会导致住户永远无法自立。

问题不仅仅如此。落脚城市不仅是一堆住宅而已，其中的居民形成繁复紧密的联系网络，并且利用其中的空间做生意并经营非正式企业，藉此在社会中得以向上游动。

另一种方法则是卖给中产阶级家庭(采用一种灰色市场的秘密契约，以规避贫民窟发展规划委员会对这种交易的禁止)。这种买卖带来的获利足以让贫民窟居民支付子女的大学学费或者用来创业，但他们也必须再次搬回贫民窟的简陋小屋。因此，推行贫民窟改建计划的结果，总是造成贫民窟的边缘出现一片中产阶级的聚居地。

贫民窟的居民也和中产阶级成员一样，把自己的住宅视为获得平等地位的来源。世界各地的贫民窟居民都持续而且痴迷关注着自己住宅的价值，因为房地产市场正是他们摆脱贫穷最有效的手段。对于自己的房产拥有完全的合法所有权，可赋予人在社会中向上攀升的能力。一旦获得所有权，贫民窟居民即可拥有他们从来不曾有过的地位和权利，其中之一就是出售房产的权利。

如同非洲大多数的贫民窟，基贝拉也是一座如假包换的落脚城市。这个社区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当初一群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努比亚人老兵战后成为无家可归的游民，于是肯尼亚殖民政府拨了些公共用地让他们建造家园。这里虽已存在了九十年之久，却在后殖民时代成为城市化的重要推手，把整座乡村都送进了城市当中。这里的生活环境虽然极为恶劣，却为肯尼亚及邻近国家那些问题重重的乡村提供了关键的现金来源，也把社区的居民成功转变为都市人。

我们要阻止他们涌人孟买。当然，这种做法根本没有什么效果。不到一年，几乎所有的贫民又都得以重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北京，北京市政府在1999年开始推行城市美化运动，拆除了两百六十万平方米的都市村庄，全都是外来移民搭建的住宅、餐馆、市场和商店，结果这些社区不久之后又再出现。可以这么说，政府也意识到这样的行为是无用功。......全球贫民窟的居民多达十亿人，每年却只有亚洲与非洲的几十万人遭到拆除行动影响。那些蛮横的的城市规划者虽然永远不会消失，但宏观事实毕竟无法推翻新：新的人口会创造新的经济体，唯有这些人能够以由下而上而且自发性的有机方式建立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经济体才能达到最佳发展。城市都想要外来移民，而且不想沦入和深圳一样的命运，变成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成为一个没有人称之为家的地方。

在世界各地，学者与官员都开始理解农民移民社区是城市未来发展的关键，而不是必须消除的问题。过去十年来，官员的态度已出现矿大幅改变。但是，夷平落脚城市的贫民窟仍是孟买与马尼拉这类城市当中极为常见的做法。
这种拆除行动摧毁了落脚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功能。遭到驱逐的贫民窟居民就算获得安置在公寓大楼里——这是亚洲与南美洲常见的做法——也不能够再依照社区的需求而开设店铺、餐馆和工厂，而且也无法重建连接乡村与城市的有机网络。这些人从此失去自立自强的能力，他们的社区发展也因此陷入停滞。

秦晖向深圳官员发表演说，宣称这座城市若要解决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鼓励贫民窟的发展。“大城市存在这种地区一点都不可耻。恰恰相反，深圳和其他城市都应该主动允许、廉价居住地区的存在。如此一来，包括外来民工在内的低收入人群能够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他对深圳官员说道，“要保护这些人的权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们在指定区域里自行搭建住宅的自由，从而让生活条件获得改善······建立这些地区，大城市即可更加体贴低收入居民的生活状态，并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福利。”

只要和深圳的外来民工稍微相处过，就能够理解其中的问题。有数百万工作人口在密集的公寓区买了房子，带着家人定居来——但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具备专门技术的商人、工程师、白领或者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对于平凡的工厂打工者而言，这是他们根本地不起的梦想。此外，这里的外来移民也不像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那样能够开设小商店或小工厂。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包括北京与重庆，乡村移民都聚居形成上千上万人的村庄，其中的居民主要来自同一地区。在这样的社区里，他们可以找个简陋但还能居住的地方先安顿下来，然后在一楼的店面开家小店铺、小餐馆或小工厂，就和其他落脚城市的居民一样。
这种自主形成的社区在深圳已不复存在。

到了20世纪末，许多经济学家与部分政府都已意识到，农村至城市的人口迁徙不仅不是贫穷国家的问题，还是这些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关健。实际上，世界银行在2009年针对这项议题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研究，结果发现削减贫穷与促成经济成长最有效的方法，乃是鼓励人口迁徙，促使都市人口密度成长至上限，并且促成最大都市的成长——前提是乡村移民抵达的都市区域必须获得大量投资，也必须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这是历史上首度彻底承认落脚城市是世界未来发展的核心要素。但在许多地方，官方的态度仍然远远落后于这项宏观的认知。即便迟至2005年，将近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仍然向研究者表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限制乡村至都市的人口迁徙活动。

这也正是为什么贫民窟的房子价格比较便宜，这里位于达卡的市界之外，所以居民享受不到达卡市的学校、用水、下水道及各式设施及福利。这条街上及附近的所有居民，都在赌，赌这座移民社区将会成为一股强大的人口与政治力量，而迫使达卡市政府将其纳人市区。这样的期待颇为合理，因为达卡先前也曾对其他几个贫民窟采取这样的做法。但另一方面，有不少比这里更大也更根深蒂固的贫民窟，则是遭到了拆除的命运。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线电视是这里最早出现也最可靠的公用设施，比起自来水、邮递服务及下水道，时间上早了几年乃至几十年。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不论南美、亚洲或是中东，有线电视收费员都是贫民窟里的一大影响力。在孟买庞大的贫民窟里，有线电视收费员是犹如黑帮分子般的人物。他们是地下帮派的代表，握有放贷以及左右政府施政的权力。他们的一句话，即可决定贫民窟里某个地区是否遭到拆除。在巴西的贫民窟，每个家庭平均拥有一点五部电视，百分之十四拥有计算机，百分之七拥有互联网，于是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也就成了贩毒帮派的一种社会控制手段。

“来自乡村的移民带有非常高的志向，通常比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志向更高，” 研究贫民窟学校与社会情况的巴西学者古德斯说“他们—直都拥有离开城市返回乡村的选择，多达半数以上也确实这么做。在城市待了下来的是最坚韧也是最聪明的人，而且他们能够承受许多的变化。”像肯尼亚—名城市规划官员所说，“贫民窟的居民普遍都比城市人口来的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