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成功遏止落脚城市出现的措施其实反而导致了宗教保守主义、性别压迫与组织犯罪。这类现象不是外来移民在发达国家里立足而造成的结杲，反而是未能成功立足所导致的后果。我们一旦为落脚城市提供资源.并且给予它茁壮发展的机会，落脚城市就会成为抗拒这种偏激现象
的力量。

我们针对移民的辩论，通常都把焦点放在不必然的问题上。应该允许哪些情形发生，却忘了投注心力规划如何应对必然会发生的现象。政府限制或阻止移民，或是仅限具备特定技术的人口移入，绝对是种合理的做法，不论就政治或经济方面而言都是如此。造成这种政策的理由可以是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也可能是社会出现文化冲突，或者纯粹只是民众对人口拥挤反感。然而，我们应该了解这类措施不可能长久。

欧盟的合法公民中有四百五十万人来自北非，三百万来自非洲其他地区，五百万来自中东与土耳其，两百五十万来自南美洲，一百七十万来自印度次大陆。这些人口大部分都来自乡下地区。

过去，美国曾为大批非法移民给予特赦，把他们从没有正式身份也不必缴税的地下工人转变为合法公民，让他们能够全心投入这个社会。目前洛杉矶市民当中仍有数万乃至数十万人处于类似的状况。他们不敢或无法把自己的所得投注于自己居住的社区。尽管活跃于经济体系里，却受困于不上不下的窘境。虽然已在这里落脚，却无法真正立足。这种公民身份的合糊暖味对于落脚城市可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导致原本应该充满机会的社区沦为威胁。

洛杉矶社会学家麦尔斯说“贫困人口流入的数量一旦成长，或是奋斗有成的人口流出的数量增加，城市的经济状况都会因此衰退。这是一种奇特的矛盾现象：社区的向下沉沦和居民在社会中的向上攀升正是反向指标。”这种矛盾现象使得外人误以为城市里的移民聚集区充满贫穷与绝望，于是对这些地区真正需要的政府投资也就不免产生误判——世界各地许多以移民为基础的城市都面临了这种严重的政策问题。落脚城市真正需要的是协助工具，以便其中的居民能够获得资产、教育、保障与创业机会，并且和广大的经济体系建立连接，但政府却经常把这些社区视为贫困地区，而采取种种无助于解决问题的措施，包括投人社工、兴建公共住宅以及实施都市改建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