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学者在一项重大研究中指出：中国之所以有那么多漂泊无依的人口缺乏效率地流动于落脚城市与乡村之间，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社会协助、公共住宅与就学安排等措施，以促使乡村移民在城市里永久定居下来。有些农民虽然已在落脚城市扎下稳固根基，购买了房屋，生意也经营相当顺利，却因为缺乏这类措施而不愿或无法放弃乡下的土地，以致留在乡下的人口难以扩张农业生产的规模，也难以获取土地所有权，因为释出的土地不足以应对乡下的人口变化。

2004年后，中国乡村最大的收人来源不再是农业收人，而是城市汇回的金钱。这些钱大多用于支持乡村的家园，因为乡村已成为儿童托育及长辈退休养老的处所。这种汇钱回乡的压力，就是落脚城市居民难以存钱买房的主要原因。始于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看到了中国的落脚城市有多么依赖乡村。2009年初，据估有两千万落脚城市的打工者(居民总人口数约为一亿五千万)抛下城里的住处而返回了乡村。不过，到了2009年9月，随着经济复苏，当初离开北京返乡的移民又有百分之九十五回到了城里。乡村发挥了失业保险的功能，但代价则是家庭的离散。

中国的乡村通常不是农业生产的中心，而是社会缓冲区域。这种现象一般称为离土不离乡，以乡村家园取代缺席的国家力量。对于一亿四千万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稳定居所的落脚城市民工而言，乡村是唯一能让孩子上学以及取得医疗协助与儿童托育的地方。对于乡村移昆来说，这类服务的收费都高不可攀，大部分的人都负担不起。

实际上，今天中国大部分的乡村也都只有这样的居民：儿童、牲畜、祖父母。十四岁至五十五岁之间的人口，包括所有儿童的父母，都已背井离乡外出工作，只留下寂静的夜晚、空荡荡的房间和深邃的思念。

伦敦与都柏林的薯条店员与厕所清洁工取代了波兰政府，成为乡下小农生计的主要
支持力量。

如果说波兰的政策有一部分目的在于避免大批农民涌入华沙与格但斯克形成落脚城市，那么这些政策造成的结果就是为西欧的落脚城市准备了一群珍贵的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