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12日，暴力冲突倏然终止。土耳其军方宣称国家世俗状态受到严重威胁，于是发动了一场预谋已久，这是1960年以来的第三次政变。约一百名国会议员及政治领袖遭到监禁或软禁，总理与反对党领袖都包括在内。军方将领接管各部门，军官也直接掌控了各个社区。反对派的政治立场无论是否激进，都被宣布为非法，而且法律的执行严格又迅速。后来，多达二十五万人遭到拘捕，其中许多人更是遭到刑罚。乡村人口涌向城市的迁徙活动戛然而止。现在，民众都必须携带证件证明自己的住处，就像中国采取的户籍制度一样。盖奇康都社区原本写满口号的墙壁都重新粉刷，居民也说这些社区都变
得极为寂静，静得令人毛骨悚然。

盖奇康都构成的非法问题就这么瞬间解决了，但这样的解决方法后来却对土耳其的权力结构产生了出人意料而且充满反讽的影向。政变之后不久，政府即宣布所有社区都可就地合法。

如同当初揭开这场长达一百二十五年的转变序幕的革命运动，为这项转变画下句点的枪声也是落脚城市的产物。
等到枪口的烟雾散去之后，世界已经改变。战争比和平更强有力地促成了西方的城市化，而当初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时出现的创新做法，包括护照与出入境管制——则从此成为民族国家的永久特色。

这种现象造成的结果，就是社会向上流动的比率极高。这项趋势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告结束。当时城市都已明确划分区域，也受到了较严格的管制，导致取得住宅所有权与房贷的难度变高，于是从下层阶级晋升中产阶级的管道也就转变成较为困难的高等教育和借贷成本。

北美洲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段时间，之所以和欧洲不同，也和当今的北美洲极为不同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许多新进的贫穷移民都对自己的住宅拥有所有权。

这些区域最突出的特征，除了自发性的形式与杂乱无章的样貌之外，即是几乎所有居民对自己住处的土地都拥有所有权。当初投机商人以每块地两百美元左右的代价买下这些农地与林地之后，虽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把这些土地分割出售，但政府与银行通常都承认居民手中的所有权证书。正如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所见到的，只要政府愿意提供协助，土地所有权即可带来社会稳定，通常也可激发中产阶级的活力。

“过了好一阵子才开始有排水沟出现，而且经常淹水。传统的室外厕所是唯一的卫生设施，每户人家都有一间这种厕所。当时没有所谓的收垃圾······大家都只能尽量设法把自己的垃圾处理掉。有些人用烧的，有些人用埋的，有些人则是到处乱丢。”
位于当今多伦多市中心的约克区，这种由简陋小屋聚集而成的贫民窟不是例外。多伦多东侧、北侧及西侧的市郊也都满是这种沿着土路兴建的人口聚居中心，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排水沟。

真正转变了19世纪落脚城市的力量，就是国家的干预。在1848年以前，落脚城市原本是贫困匮乏的地方，但在19世纪下半叶，由于政府的投资与外界的关注，落脚城市成为推动进步与成长的强大动力。

欧洲的落脚城市至今仍然备受争议。维多利亚的落脚城市拥护者斯迈尔斯认为这种社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完美引擎，带来无限机会。......也有人认为聚居在落脚城市的数百万人口乃是在残酷而且不公不义的情况下被逐出恬静稳定的农耕生活，而陷入长达数个世代的贫困生活，居住在脏乱而且充满疾病的环境里，从事奴役般的工作，并且沦为消费主义的受害者。这种负面观点不但可见于狄更斯与恩格斯的著作，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在史学巨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也把这整个时代视为一场悲剧。
第一种观点对穷人面临的痛苦挣扎与严酷惩罚视而不见，而第二种观点则是毫不关注他们的迁徙动机，.....落脚城市的社会机制通常是一种绝佳的集体工具，能够把生活水平提升至贫穷乡村的标准之上，甚至更高。

地理学家理查德.丹尼斯指出：公共住宅反倒强化了伦敦对各阶级人口的空间区隔，而且这种模式在欧洲各地一再出现。不论在伦敦还是巴黎，城市规划都对落脚城市的成功发展毫无帮助。

落脚城市的居民一旦无法通过力争上游的严酷考验，就不免受困于这些地区而无法脱身。

英国各地的数百万人口都与洛克夫妇采取同样的方式来到伦敦。是有史以来乡村人口移入都市最大的一波迁徙潮，创下的纪录直到20世纪末才被打破。当时伦敦的城市规模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城市，而且在整个19世纪期间，伦敦随时都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市民是在市区以外出生。到了1901年，这座大都市的乡村移民已多达一百三十万人，比起短短五十年前的七十五万人可说是大幅飙升。在19世纪下半叶，每年都有五万人从乡下涌入伦敦，而且其中最大的群体乃是女性。1881年，伦敦的男女人口比例是一千人对一千三百一十二人，主要就是因为许多女性都从乡下来到伦敦从事家庭服务工作。

这是过去十年间从摄政运河边缘邻近帕丁顿车站(Paddington S t a t i o n)之处向外扩散而成的社区，这里一排排的房屋都是由投机商人兴建，盼望下层中产阶级沿着刚开通的地铁线路从伦敦市向外迁徙，能够在这里买屋定居。不过，这类人口的人数根本不足以填满市郊的空间，......建筑商在19世纪期间一再发现，真正庞大的人口移动潮不是从都市外流，而是从乡间涌人。

因为这样的危机，也因为城市规划师厄尔德方斯·西尔达(İldefons Cerda)的过人长才，巴塞罗那于是成为最早把落脚城市纳入城市规划的地方。西尔达把城市范围向外延伸，规划了著名的埃克萨潘区(Eixample)，不但卫生设施一应俱全，也为整个时代的乡下移民提供了拥有立足之地的机会，在今天埃克萨潘区甚至已经成了一种艺术典范的风格，一个游人参观的目的地，甚至被宝马拿去借鉴其设计风格，尽管当初的规划仍不足以适应20世纪初的落脚城市人口大爆炸，却为将来的城市立下了一个典范。

伦敦与巴黎的落脚城市虽因脏乱而在文学作品中留下了不朽的名声，但最令人震惊的恐怕是侵占了巴塞罗那的那一大片贫民窟住宅。这是一项规模大得令人不敢置信的都市危机，因为巴塞罗那所在的加泰罗尼亚与伊比利亚半岛的其他地区不同，在19世纪早已大幅工业化。这里的工厂所支付的工资是马德里的两倍，西班牙与法国南部的农民都大批涌人，原因是他们的耕地在人口成长与饥荒频繁的情况下已不能够再耕作。在18世纪中叶至1854年间，巴塞罗那的人口从三万五千人成长为十七万五千人，全都居住在旧城塔内这片相当有限的范围里。绝大多数的居民于是都只能住在环境恶劣至极的贫民窟内。这里不但被公认为欧洲最肮脏的城市，而且极易爆发疫病感染与霍乱流行。巴塞罗那的落脚城市遭受各级政府忽视的情形比巴黎更严重，因而成为激烈动乱的温床，起义、革命与暴动等现象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持续不断，纷乱不安的情形在欧洲恐怕无出其右。

乡下地区的生存状况对于落脚城市的政治性质具有直接而且强烈的效果。落脚城市的居民如果是因为遭遇粮食危机才被迫迁离乡村，接着又饱尝这种危机所导致的粮食价格飙涨与失业之苦，这么一来他们通常就会采取行动。当时的革命人士经常误以为这种行动带有其他意义。这点在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最是鲜明可见。他在这部作品中试图解释1848年的巴黎暴动为何没有化为他所预言的社会主义变革，而把责任完全归咎在农民以及巴黎落脚城移民身上。他认为后者只是一群缺乏阶级意识的流氓无产阶级，不像出生于城市的工人那样懂得自己的政治地位。如同当时的小说家，马克思也没有注意到当时真正的社会驱动力乃是乡村移民，而不是城市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