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能忍不住要宣告落脚城市的冒险之旅已然结束，并且认为最近这一波占地区域因贫穷而明显可见得是失败者的聚集地。伊斯坦布尔市政府似乎就是这么认为，因此发动了一项大规模的贫民窟清除计划，理论上希望以高楼大厦取代所有粗陋的建筑。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些聚集在市镇边缘的失败者并没有选择返回贫穷与压迫的乡村生活，而他们当前的生活状况也没有继续走下坡。我们更必须记住一点：“失败者的聚集地这句话在1946年也曾经挂在许多人的嘴上。结果，正是当年那群失败者改变了中东的面貌。”

他们同样对凯末尔主义的旧民族主义政治思想不感兴趣。毕竟，那些旧政治人物在各项议题上无穷无尽的争论一包括库尔德人间题、人民表达非土耳其异议主张的权利，还有塞浦路斯问题——已导致土耳其的经济付出庞大代价。这两个中产阶级群体都乐于和欧移整合，只不过盖奇康都的中产阶级希望戴着穆斯林头巾融人欧洲，辛帕斯的中产阶级则宁可戴着伊夫·圣罗兰的围巾。

接纳外来移民使得盖奇康都这种原本为了自助而建立的代用城市变成了如假包换的大都市——开始仅是在城市发展方面如此，接着扩展至文化与政治，最近更延伸到经济方面。

埃尔多安在2003年首次当上总理之时，许多人都认为他是披着羊皮的宗教激进分子。土耳其这群立场温和而且受过教育的少数族群，在长达八十年间勉力维系着中东唯一的世俗民主国家(尽管偶尔不免出现军事政变），因此怀抱这样的恐惧确实有其特定的背景。不过，他们对正义发展党的疑虑其实也反映了他们对落脚城市的害怕，他们提出的也是那套耳熟能详的说法，指称落后的乡村移民把充满宗教与压迫气息的乡村文化带进都市的国际性场合中来。

土地登记员是幸福党的党员，在他的办公室里可以见到一幅非常特殊的景象：在强制悬挂的凯末尔肖像上方，挂着伊斯兰教的经文。

直到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才出现了一个致力于落脚城市的政党，而这个政党也承诺将超越单纯的房地产所有权，为社区提供各种必要的协助和支持。这个政党甚至还取名为福利党。
该党推出的市长候选人是埃尔多安，他在许多方面都可算是典型的盖奇康都居民。严格来说，他并不是来自边缘地带，而是生长于博斯普鲁斯海峡附近的贫穷区域卡萨帕萨(Kasimpasa，那里比当今的盖奇康都社区还要贫穷)。不过，他的人生却是标准的外来移民生活。他的家人从土耳其东北部的日泽(Rize)搬迁到伊斯坦布尔。他们发展出了外来移民的文化，信仰虔诚，头戴头巾，埃尔多安的少年时期都在街头卖芝麻圈面包，努力在都市里求生。

一名学者观察到财产私有制度与政府的缺席已改变了落脚城市的外貌——盖奇康都区域原本满是低矮密屋与屋侧花园的空间特色已经消失了，新兴的环境在开放空同与公共及与半公共空间方面极为贫乏。

如同当初和他一起占地居住的邻居，萨布里对于自己经历的命运转折也仍在调整着心态，只是他的表现可能比别人有趣。他们原本是一群趁着夜里在市郊掘地建屋的非法居民，之后成为市郊的一股危险势力，最后却变成了土耳其主要经济与政治阶级的成员。

萨布里的同志(更别提他自己的家人)已成了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民众，满心只想维系自己的资产价值。他对我说“改革把我们全都变成了资产所有人，因此也改变了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全都开始以业主的心态看待事情。就这样，我们建立了一套小资产阶级的文化。”

对伊斯坦布尔人口暴增的灾难其实与19世纪欧洲及北美都市出现的变化极为相似。不过对于伊斯坦布尔的精英人士而言的确是一项政治灾难，因为他们突然为一群暴发户似的新兴中产阶级所淹没，这群人不但妇女都戴头巾，而且他们掌握的政治权力也呈现出一种陌生的形态。....被突然纳入都市社会当中，居民已不再狂热于政治。

到了1989年，盖奇康都社区已占据了伊斯坦布尔的三分之二面积。当初萨布里为了躲避警方追捕而逃亡的时候，他的社区原本位于都市最偏远的边缘地区，现在却几乎成了市中心的一部分。

上任之后不久，奥扎尔颁布了第二八零五号法律，对盖奇康都的占地居民给予特赦。不过，这次的特赦与20世纪60-70年代期间的特赦不同，不仅把占地居民转为合法纳税人，还让他们对自己临时搭建的房屋及其底下的土地取得所有权。这些夜间抵达的人口原本因身份地位不明而深感不安，与城市居民严重对立，却在一夕之间成了不动产所有权人，而且与经济体系利害相关了。
把自建的房屋转变为房地产商品的效果立竿见影。来自安纳托利亚乡村的移民不断涌人一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有如洪水般不可抵挡——从而保证了这里的地价必然上涨。经由这么一个简单的举措，盖奇康都的房屋随即从国家的威胁变成了国家福利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