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宾德( Leonard Binder)于70年代末期待在伊朗,他在事后写道:“我认为反对伊朗国王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他对反对势力的强力打压,而是因为他过于天真的现代化方案破坏了人民的平静生活,而把他们变成了政治活跃分子。伊朗国王一手造就了一股平民反对势力,也
为擎起武器对抗政府的右派与左派极端分子造就了许多支持者。”

非洲、南美与东各国的政府都应当仔细研究这项发展，因为乡下移民一旦遭到漠视，这种政治势力就会崛起以填补真空。

接下来的时间里，愤怒的印度教徒暴民将孟买笼罩在恐怖当中：印度教暴民纵火焚毁许多小区以及穆斯林占多数的工业区，还把至少十五万名穆斯林居民赶出孟买。暴动结束之后，孟买的地理形势已永远改变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再也不可能像过去数百年来那样比邻而居。湿婆神军党控制下的印度教贫民窟成了“管制小区”，是穆斯林避之唯恐不及的地区。暴动结束后，穆斯林随即发动炸弹攻击，这是印度首次出现伊斯兰恐怖行动，而这样的循环报复也一路延续了十年。几乎一夕之间，这座全球文化最多元的都市突然变得充满隔离。

在玻利瓦革命的头十年，无疑有大笔金钱投人加拉加斯的落脚城市，而且这些地区的居民也对他们获得的粮食、医疗与金钱补助深怀感激。但没过多久，这些社会服务即明显可见得对落脚城市最重要的需求毫无帮助，这些需求包括土地所有权、商业机会、自主经济以及晋升中产阶级的管道。

发生在德黑兰落脚城市居民身上的遭遇，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中国家都一再上演。也许从1789年的雅各宾党开始，起于富有中心的革命运动就都善于利用落脚城市居民的不满与挫折，将其转化为意识形态与人力支持的来源，但一旦获得权力之后就又再次抛弃这些社区。

玻利瓦革命似乎正好切合落脚城市的需求，而查韦斯也相当幸运，发动这场革命的时候正值石油价格展开了长达十年的逐步上扬，使他有足够的资源能够支持这场革命。

伊朗政府一连串地重蹈当初国王的覆辙把落脚城市视为威胁不是机会，也未能给予它们成长所需的物质或经济资源，却把注意力放在市中心的下层中产阶级，从而造成庞大的财富落差。政府虽然靠着石油赚进大把钞票，却无法为都市边缘的居民打通社会流动的管道。在这个外围的边缘地带，历史仿佛正在重演。这些富有耐性的保守民众并不愿为了单纯一句政治口号就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若是发现自己通往可持续的都市生活的路途遭到国家阻挡，那么他们的怒气就会再次爆发，并成为影响伊朗社会的核心要素。

霍梅尼的信息通过清真寺迅速传播了出去，这是自由民主派与马克思主义政党所没有也无法复制的人员招募网络。霍梅尼一面承诺免费土地与住宅，同时也刻意隐匿这场革命的本质，利用民族主义与民主的语汇加以包装，面对世俗群众就满口伊朗革命与共和国的口号，对于伊斯兰政策则避而不谈。伊朗人民在1979年三月的公投当中把压倒性的票数投给霍梅尼的政府，当时一切迹象都显示民众以为自己投票的对象是个标举民族主义的自由民主政党，只不过该党的领袖恰巧是伊斯兰教士而已。
随着革命的神权政治色彩愈来愈鲜明，不但否决了共和宪法、赶走了抱持自由思想的总统、处决了他的许多同僚，又把霍梅尼拥戴为永久在任而且具有无上权力的最高领袖，丝毫不怕中产阶级的愤怒与幻灭，因为他的政权已经获得了人数远超中产阶级的落脚城市居民的忠心支持。

伊朗百姓对国王发动大规模反叛并不令人意外，却没有理由会转变成伊斯兰革命。一项研究针对这场革命的社会起源进行了详尽的探究，结果指出：“参与革命起义的绝大部分人士都没有在任何方面表示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奠基于原教旨原则之上的社会。”密切观察了该场革会学家巴亚特(AsefBayat)表示：“大部分的贫穷人日对于任何意识形态及政治立场都显然毫无兴趣。”就各方面看来，这场革理当是一场自由民主派向土耳其式的凯末尔主义或欧洲式的自由主义发展。

学者宾德(Leonard Binder)于70年代末期待在伊朗，他在事后写道“我认为反对伊朗国王的力量主要不是来自他对反对势力的强力打压，而是因为他过于天真的现代化方案破坏了人民的平静生活，而把他们变成了政治活跃分子。伊朗国王一手造就了一股平民反对势力，也为擎起武器对抗政府的右派与左派极端分子造就了许多支持者。”

这些数字使得伊朗政府颜面无光。1977年夏季，伊朗国王开始以推土机做出回应。到了夏末，贫民窟拆除计划在埃斯兰夏尔遭到激烈抗争，社区居民拿起武器对抗警察和推土机。不少家庭全部被活埋在拆毁的屋子里，但这个社区颇有组织重拉电线，重新规划新市镇，一面对抗政府，一面也愈来愈迫切追求各种形式的新政府。

伊朗虽在石油价格飙涨的十年间成为世界上首要的石油国——或者该说正因为如此——其经济却出现通胀现象，而且未能产生新的工作机会。......城市地价无日不涨，在1967至1977年间，德黑兰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超过百之两千。1975年，为了控制土地投机行为，政府禁止出售空地，结果此举又导致问题更加恶化。到了1977年底，德黑兰每天都有三千五百个家庭必须寻觅栖身之处。在德黑兰南部，单人房平均住进六个人。

到了1978年，伊朗已有三百万名工作人口从乡下地区迁人各大城市，若再加上这些移民的家人，则短短十几年间从乡下迁出人数就高达九百万至一千两百万。这些村民抵达城市的时候，发现的却是一场空。伊朗国王斥资兴建工厂以及推行城市改造计划的消息因为经过大力宜传而厂为人知，因此这些数以百万计的人口来到都市，却发现德黑兰根本不欢迎他们，而且他们连单纯要在这里住下来以及送孩子上学都不可得，也就不禁深感茫然。伊朗国王创造了工业成长与城市化的假象，虽然建立下国家汽车工业，兴建了光鲜亮丽的市区建筑与大学，对于这个新社会的实际人口在乡下或城市的生计却毫不在乎。

伊朗同王在1963年展开白色革命促成经济的工业化，当时德黑兰只是一座小城市，没有任何大型的贫民窟小区，而且伊朗的大部分地区也都还是乡村。往后十六年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一项日常值得学习的教训，从中可以了解政府对涌入城市的乡村移民处理不当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传统上，媒体一向认为1979年革命的引爆点在圣城库姆(Qom)。当时霍梅尼在1978年结束流放而返国之后，就是在库姆连同其手下的教士对国王巴列维发起猛烈的抨击。另外一个引爆点是德黑兰中央的市集，因为那里的富有商人在虔诚信仰与反现代主义的愤怒情绪驱使T下，大力支持霍梅尼的运动。不过，这些事件其实都是在革命早已展开之后才发生的，而且这场革命如果单纯只是清真寺与市集的暴动抗争，就不可能成为改变社会的事件。这场革命是在接近尾声之际才套上了伊斯兰教的宗教色彩，而且最初的动机与肇因也和宗教无关。这是场落脚城市的革命，主要原因乃是城市的房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