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经济在2008年陷入衰退,不但比欧洲其他地区都来得早,衰退幅度也更大,原因是西班牙沿岸和市郊地区的房地产投机泡沫破裂。结果,该国的应对措施乃是以新颖的方式翻转了庇护政策。由于大部分的落脚城市居民都已取得合法地位,西班牙于是为失业以及尚未取得公民身份的外来移民提供现金给付,请他们返乡至少两年,并且保证他们届时回到西班牙可以取得合法居留权。由于五百万名既有的外来移民获准能够把家人接过来而不必受到惩罚,因此西班牙比较容易扫荡非法移民(因为正当的家庭团聚不会被诬指为“非法”),而且移民输出国特别是摩洛哥——也因为移民寄回祖国的资金不会受到影响而乐于和西班牙政府合作。2009年,非洲移民乘船非法入境西班牙的人数减少了百分之七十;希腊没有这种公民政策,结果同时期的非法移民人数增加了百分之四十。

柏林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一样,都把这种政策造成的奇特行为视为“穆斯林”的习俗包括女性戴头巾这类象征性的举动,以及强制婚配或名誉处决这类较为骇人的行为。不过,这种行为表现在某种程度上乃是欧洲的政策所造成的现象:是西方世界制造出来的伊斯兰保守主义。举例而言,强制婚配在土耳其逐渐式微的同时却在德国兴起,乃是一种无可避免也不难理解的发展。毕竟,就在外来移民逐渐融入经济体系之际,德国却突然阻绝了所有的外来移民。“这些人不是天生就有保守的思想或虔诚的宗教信仰,”厄多安医师说,“可是他们的处境迫使他们不得不实行保守与宗教的立场。”住在德国的土耳其男性有半数都在土耳其找寻配偶,即便到了今天也都是如此。他接着指出:“许多年轻人虽然在这里长大,却必须到土耳其找结婚对象,因为他们没有公民身份,根本不可能在这里找到妻子。而且,能够满足这种需求的女子,一定都是来自信仰比较虔诚也比较保守的家庭。”这些女性虽然最不具备在都市立足的能力,却必须在自己也没有公民身份的情况下在都市里生育下一代。

德国的落脚城市所欠缺的元素,同时也是其中的大多数居民无法真正在德国立足的原因,就是公民身份,包括法律上与文化上的公民身份。在德国社会里,土耳其移民即便繁衍到了第三代,也仍然被视为短暂的客居人口或是“外国人”,导致他们也这么看待自己。正因如此,不论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也就都无意对落脚城市加以改善。这种态度反映了土耳其人向来无法取得公民身份的现实状况。到了2001年,士耳其人移民德国虽然已有四十一年的历史,而且人数多达两百五十万,却只有十七万人取得德国公民身份。每年归化德国籍的土耳其人比例从来不曾超过百分之三,就欧洲的标准而言实在低得惊人。由此可见,德国不仅有一大部分的土耳其人经过了四十年仍然无法成为德国公民,他们在德国生养的子女和孙子女也仍然属于土籍人口,尽管其中大多数人根本不曾见过自己国籍所属的国家。当今仍有不少国家认为自己国内的非技术性劳动力需求可以藉由短期劳工方案获得解决,德国的经验可算是一记当头棒喝。

政府兴建的新建筑不但干净整齐,租金又低廉;超过半数的公寓都附有厕所,也不会造成大都市的拥挤。不过,这些住宅区的规划却没有预留任何空间让未来的住户做出贡献,也没有意识到这些公寓的住户不一定都会永远保持着“工厂劳工”或“外国劳工”的身份。这些小区所没有意识到的一项重点,同时也是许多规划住宅所忽略的重点,就是这些住宅的住户可能是身在过渡阶段的人口,正在从一种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的过程中。这些住宅区完全没有这群过渡人口所需的工具:没有购置房产的可能性,没有创业的机会,没有连接大都会的便利交通,而且又因为人口密度不够高,以致居民也无从形成互利互助的有机社群。

长久以来,一般人常把巴黎市郊的小区以及西方世界其他类似的小区称为移民聚居地或少数族群飞地,并且将这些小区的缺陷与动乱视为种族隔离造成的结果。不过,只要从落脚城市的角度加以检视,即可发现金字塔小区及其他类似小区的特色其实不是种族孤立,而是极
度的异质性。

社会学家华康德曾旗帜鲜明的证明法国的市郊小区完全不是像传统美国黑人聚居地那样的种族隔离地区,而反倒是一种“反种族聚居地”,其中居民的种族极为多元化而且他认为这正是问题所在:“这些小区是“高度边缘化”的地区,一直无法形成种族或其他任何形态的
社群。这些地区的特色就在于只有中度以下的种族隔离程度,而且缺乏任何人口的一致性或是文化的团结性……这些地区的居民所提出的要求主要都在于社会方面,重点不在于差异性或多元性,而是各种待遇上的平等对待、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乃至住宅与医疗。这些要求都是关乎公民权益,而不是种族身份。”

由于绝大多数的土耳其人都无法取得公民身份，因此按照德国法律也就不得经营生意，所以这里创业人口的比例远低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土耳其人居住区。......因为歧视导致土耳其人无法在其他地方租住公寓，克劳兹堡的经济活动也因此只能维持着地下化与非正式的特色，无法在德国社会生根发芽。

1974年，德国摒弃了客籍劳工制度，并且正式禁绝所有外来移民。在那个时候，住在德国的土耳其人口共有九十二万人。客籍劳工约有半数返回土国，剩下的人则在新兴的落脚城市开始了艰难的生活。德国并不鼓励他们融入当地的社会，政府也完全没有对他们过渡到都市或欧洲生活的转变过程提供协助，反正就正式纪录上而言，他们根本不存在。

另一方面，如同世界各地落脚城市的先锋，许多土耳其男性也发现要返回家乡其实没有那么容易。他们的村庄已对他们寄回的钱财产生了依赖，他们本身在德国也发展出不少人际关系，而且对后续的移民人口而言，他们更是一股社会与经济上的助力。

这种排他现象始于1961年，当时德国经济欣欣向荣，造成庞大的劳动力短缺，来自德国内部与东欧的劳工又因为柏林墙的出现而大幅缩减。那一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一个招工办公室，为柏林的晶体管工厂以及莱茵河的汽车制造厂募集劳工。

德国的落脚城市所欠缺的元素，同时也是其中的大多数居民无法真正在德国立足的原因，就是公民身份，包括法律上与文化上的公民身份。在德国社会里，土耳其移民即使繁衍到第三代 也仍然被视为短暂的客居人口或是“外国人”，导致他们也这么看待自己。正因如此，不论德国人还是土耳其人也就都无意对落脚城市加以改善。到了2001年，土耳其人移民德国虽然已有四十一年的历史，而且人数多达两百五十万，却只有十七万人取得德国公民身份。每年归化德国籍的土耳其人比例从来不曾超过百分之三，就欧洲的标准而言实在低得惊人。
当今仍有不少国家认为自己国内的非技术性劳动力需求可以藉由短期劳工方案获得解决，德国的经验可算是一记当头棒喝。

针对这两处小区所进行的详尽研究发现：伊斯坦布尔市郊的妇女不论工作、教育或是和外界接触的机会都比较高；土耳其的落脚城市通常是通往解放的道路，能够协助其中的居民@从失败者翻身为羸家”，而德国的移民小区则通常导向相反方向。

强制婚配在土耳其已迅速式微，但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却为了顺应移民政策而重新采用这种做法。在这里，酗酒与暴力犯罪的比率远高于德国其他地区，而且居民也都不会说德语。

土耳其作家顾格(Dilek Gugo)指出，土国女性迁徙至柏林之后，“震惊地发现自己竟然遭到婆婆强迫带头巾，还必须和丈夫的家人同住在一间公寓里，而且德国的土耳其人竟然比伊斯坦布尔的居民落后了二十年。”安卡拉学者欧加尤兹在柏林住了三十三年之后才回到土耳其，指称柏林的土耳其人“困在时空隧道里”。

这些小区所没有意识到的一项重点，同时也是许多规划住宅所忽略的重点，就是这些住宅的住户可能是身在过渡阶段的人口，正在从一种身份转变为另一种身份的过程中。
这些住宅区完全没有这群过渡人口所需的工具：没有购置房产的可能性，没有创业的机会，没有连接大都会的便利交通，而且又因为人口密度不够高，以致居民也无从形成互利互助的有机社群。

这些纵火焚烧汽车的年轻人认为，暴动的肇因就是他们的家庭无法顺利从乡村人口转变为都市居民。2005年的暴动群众绝大多数都是乡村移民的子女和孙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