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事在有些人看来是不足为奇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简直不可置信。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写报道的人是不能考虑这些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只是:当他知道某件事确已发生,而且这件事已关系到全体人民的生死,因而会有千千万万的见证人从内心深处证实他所说的话是真的,这时他就说:“这件事发生了。”
再者,这件事的叙述者到时候读者就会对他有所了解—只是由于一种巧遇才使他有机会收集到一定数量的证词,而且当时的形势使他本人也卷入了他要叙述的事情中去,否则他是没有充分的理由来从事这项工作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机会充当史学家的角色。不用说,一个史学家,即使是业余的,也总是拥有一定的资料的因此这段历史的叙述者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自己的见证;其次是别人的见证,因为他的地位使他能收集这篇报道中所有人物向他倾诉的心里话;最后还有终于落入他手中的一些文字资料。他可以在自己认为需要时加以引证和按照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加以利用。而且他还可以…...

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起了妈妈。我觉得我明白了为什么她要在晚年又找了个“未婚夫”,为什么她又玩起了“重新再来”的游戏。那边,那边也一样,在一个个生命将尽的养老院周围,夜晚如同一段令人伤感的时刻。妈妈已经离死亡那么近了,该是感到了解脱,准备把一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我也是,我也感到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这巨大的愤怒清除了我精神上的痛苦,也使我失去希望。面对着充满信息和星斗的夜,我第一次向这个世界的动人的冷漠敞开了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我觉得我过去曾经是幸福的我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为了把一切都做得完善,为了使我感到不那么孤独,我还希望处决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来观看,希望他们对我报以仇恨的喊叫声。

他的神气不是那样地确信无疑吗?然而,他的任何确信无疑,都抵不上一根女人的头发。他甚至连活着不活着都没有把握,因为他活着就如同死了一样。而我
我好像是两手空空但是我对我自己有把握,对一切都有把握,比他有把握,对我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有把握。是的,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把握。但是至少,我抓住了这个真理,正如这个真理抓住了我一样。我从前有理,我现在还有理,我永远有理。我曾以某种方式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种方式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我干了某一件事而没有干另一件事而以后呢?仿佛我一直等着的就是这一分钟,就是这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什么都不重要,我很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为什么。在我所度过的整个这段荒诞的生活里,一种阴暗的气息穿越尚未到来的岁月从遥远的未来向我扑来,这股气息所过之处,使别人向我建议的一切都变得毫无差别,未来的生活并不比我已往的生活更真实。他人的死,对母茅的爱,与我何干既然只有一种命运选中了我,而成千上万的幸运的都同他一样自称是我的兄弟,那么,他所说的上帝,他们选择的生活他们选中的命运,又都与我何干?他懂,他懂吗?大家都幸运,世上只有率人。其他人也一样,有一天也要被判死刑。被控杀人,只因在母亲下葬时没有哭而被处决,这有什么关系呢?萨拉玛诺的狗和他的老婆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个自动机器般的小女人,马松娶的巴黎女人,或者想跟我结婚的玛丽,也都是有罪的。莱蒙是不是我的朋友,赛莱斯特是不是比他更好,又有什么关系?今天,玛丽把嘴唇伸向一个新的默而索,又有什么关系?

一个人被处死，一点也没引起人的注意，这有点丢脸，然而却非常确切。

但是我想来想去,没有什么东西允许我有这种享受,一切都禁止我作这种非分之想,那不可逆转的进程又抓住了我。
尽管我有善良的愿望,我也不能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确凿性。因为说到底,在以这种确凿性为根据的判决和这一判决自宣布之时起所开始的不可动摇的进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可笑的不相称。判决是在二十点而不是在十七点宣布的,它完全可能是另一种结论,它是由一些换了衬衣的人作出的,它要取得法国人民的信任,而法国人(或德国人,或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确切的概念,这一切使得这决定很不严肃。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从作出这项决定的那一秒钟起,它的作用就和我的身体靠着的这堵墙的存在同样确实,同样可靠。

我听着，我听见他们认为我很聪明。但我不太明白，平常人身上的优点到了罪犯的身上，怎么就能变成沉重的罪名。

检察官问他,是不是至少看见过我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于是,检察官也说:“陪审员先生们会重视这点的。但我的律师生气了。他用一种我觉得过火的口吻问贝莱兹,他是否看见我不哭。贝莱兹说:“没看见。”一阵哄堂大笑。我的律师卷起一只袖子,以一种不容争辩的口吻说道:“请看,这就是这场官司的形象。一切都是真的,又没有什么是真的!”

日子过起来长,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它居然长到一天接一天。它们丧失了各自的名称。对我来说,唯一还有点意义的词是“昨天”和“明天”。

所有健康的人都或多或少盼望过他们所爱的人死去。

然后,他告辞了。他想睡觉。现在他的生活变了,他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他不好意思地伸过手来,这是自我认识他以来的第一次,我感到他手上有一块块硬皮。他微微一笑,在走出去之前又说:“我希望今天夜里狗不要叫我老以为那是我的狗。”

他牵着狗。八年来,人们看见他们总是厮守在一起,这条西班牙种猎犬生了一种皮肤病,我想是丹毒,毛都快掉光了,浑身是硬皮和褐色的他们俩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久而久之,老萨拉玛诺都像它了。他的脸上长了
些发红的硬痂,头上是稀疏的黄毛。那狗呢,也跟它的主人学了一种弯腰驼背的走相,撅着嘴,伸着脖子。他们好像是同类,却相互憎恨,每天两次,十一点和六点,老头儿带着狗散步。八年来,他们没有改变过路线。他们总是沿着里昂路走,狗拖着人,直到老萨拉玛诺打个趔趄,他于是就又打又骂。狗吓得趴在地上,让人拖着走。这时,该老头儿拽了。要是狗忘了,又拖起主人来,就又会挨打挨骂。于是,他们两个双双待在人行道上,你瞰着我,我瞪着你,狗是怕,人是恨。天天如此。碰到狗要撒尿,老头儿偏不给它时间,使劲拽它,狗就沥沥拉拉尿一道儿。如果狗偶尔尿在屋里,更要遭到毒打。这样的日子已经过了八年。

我想星期天总是忙忙碌碌的,妈妈已经安葬了,我又该到上班了,总之,没有任何变化。

当下对世界文学的探讨中,“中心”与“边缘”的概念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一般认为,诺贝尔奖体现了西方文化圈核心地带的文学取向。然而,与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工作使我们看到,文学系统绝非一个统一、集中的整体。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世界文学概念,没有所谓的中立区域,也不存在一种为所有人共享的跨国界的视野。要使全世界文学创作的潮流汇聚一处,形成一种统一的大文学,看起来是不可能的。参与评选诺贝尔文学奖,促使我们形成另外一种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并不指代全世界现有的全部文学作品,而意味着一种语境,我们希望把获奖的作品带入这个语境。世界文学意味着一个逐渐成形的共同体,翻译就是它的通用语言。全世界的各种民族文学将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并相互影响。

“文学”较早的定义往往着眼于一类“符合高标准”的书面写作,亦即具有经典品质的文学纪念碑。这些文本具有典范性的内容和风格,并非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想象性文学”。
按照这个问题的权威意见,阿拉伯语中的“文学”颇类似于18世纪法语中的“文学”:表示学问和良好的教养。当今日语中的文学概念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源氏物语》这样的作品被提升到了伟大杰
作的地位。日语中原有的“文学”一词产生更早,但具有另一种含义;在明治时代(1868-1912),人们以德国“国民文学”( Nationalliteratur)概念为模型,重新理解了这一词汇。欧洲入认为属于种种文学类型的东西原先在日本是与其他活动牢牢结合在一起的:书法、绘画、茶道、三味线,等等,这些都属于日语中所说的“游艺”,是相对“武艺”而言的。我们不应忘记类似的划分在西方世界也曾有过。比如,我想到克劳德·佩罗在《古今之相似》(1688)中对美术的讨论,其中有一个关于烟火制造的段落。曾几何时,我们是把艺术称作“人生的装饰”的直到约17001800年间,一种包含了散文体虚构作品的文学概念才在欧洲突破阻力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阻力更大,更占上风。汉语中的“文学”包括了诗歌和学者散文,与深思自省相关,被认为是建立在真实经历的基础之上。而虚构作品则属于一个较低的层次。在与西方文学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交流之后,中国的作家们都能自豪地以小说家的身份展现自已了。

在这段话中首次出现了“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这
术语。那段话是这样的:“民族文学如今已经不那么重要,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使它尽快到来。”

对其中一些作家来说,流亡,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流亡,是他们的写作无可逃脱的境况。

在独裁的或者极其传统的社会中,诺奖获得者常常被认为是局外人或者是异见分子。

伟大的作家往往是流浪者,很难用种族或者语言把他们归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