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靠郡县治天下，各种郡国志类的地理书因此而兴，越来越多，终于成为中国史书的一大类。《隋书•经籍志》始立地理类，就是以此类为主。现在的历史地理学，政区沿革是大宗。

天水一带是西戎各部的活动中心。如清水县白驼遗址、张家川县马家塬遗址和秦安县王洼遗址，都是战国中晚期戎人的遗址。这一时期，戎人相继归附于秦，礼器多取秦式，但葬车、车马器、兵器和饰牌，仍保持戎人特点。

川：江、汉。 【案】“江、汉朝宗于海”，江是长江，汉是汉水。汉水源于陕西宁强县嶓冢山，在湖北武汉市入江，是长江的最大支流。二水合流，在扬州入海。这两条河是荆州最主要的河。古人常以江汉指楚境。“九江孔殷”，九江在哪儿，聚讼纷纭，应指彭蠡泽西的长江支流，孔殷是形容水势很大。九江入彭蠡，如同三江入震泽，江在泽西，泽在江东。九江也叫浔阳江。汉浔阳县在湖北黄梅县，东晋浔阳县在江西九江市。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彭蠡泽原在安徽南境，今在江西北境，位置有变化，已经南移。浔阳东移当与彭蠡南移有关。准此可知，九江属荆州，彭蠡属扬州，州界正在九江、彭蠡间。“沱、潜既道”，《尔雅•释水》有所谓“江为沱”、“汉为潜”之说。沱是江水支流的统称，潜是汉水支流的统称。

西周有天下共主。杜正胜写过两本书，《周代城邦》、《编户齐民》。西周是城邦制度吗？我看不是。我们的判断是，它既不是希腊式的城邦国家，也不是秦汉式的大帝国。要说接近，肯定也是后者。它是后者的必要准备。

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往往把希腊与波斯的古典对立描写成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以为小必民主，大必专制，对大帝国死活看不惯，但大帝国代表世界化，在国家形态的进化谱系上明显处于高端，不是代表落后，而是代表先进。

与西洋史对照：马其顿帝国是接收和模仿波斯帝国，昙花一现。欧洲大一统的榜样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只有宗教大一统，没有国家大一统。文艺复兴，欧洲认祖归宗，推崇希腊，希腊城邦的特点是小国寡民，古典作家比之为“池塘边的蛤蟆”。

《禹贡》雍州大体相当陕甘宁。陕甘宁是周、秦和西戎的活动范围；梁州大体相当秦岭山区和川滇黔，则是巴、蜀和西南夷的活动范围。雍州和梁州之间比邻青海。青海与两州都有关联。 雍之西境在敦煌，西通新疆、中亚；北境在额济纳旗，北通蒙古高原。梁之西境在松潘黑水，东境在华山南麓，相当秦岭山区加川滇黔。

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古称四裔。裔是边缘，引申为边疆。这四个词虽有互借混用之例，如北可称狄亦可称戎，南可称蛮亦可称夷，但西只称戎不称狄，东只称夷不称蛮。俞伟超认为，早期中国确有这种四分的概念，并从考古角度总结出早期中国的四大集团：夏夷联盟、商狄联盟、周戎联盟、楚越联盟，每个集团都是中原诸夏与蛮夷戎狄的联盟。参看氏著《早期中国的四大联盟集团》一文（收入他的《古史的考古学探索》，北京：文物出版社。

西周之兴，是靠戎狄打天下。西周之亡，也是亡于戎狄之手。可见华夏和戎狄是不打不成交，互为主客，根本分不开。

蛮夷戎狄，对华夏而言，当然是“他者”。他们的名字，加虫旁，加犬旁，当然有歧视之义，但王国维以为，它们都是中原诸夏的叫法，非其本名，恐不尽然。

其实，中外学者多已指出，狄、狄历、丁零、敕勒、铁勒、突厥皆Türk一词的不同译音，实与逖远之义无关。

西周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太重要。中国有哪些国、哪些族、哪些城、哪些邑，基本上是到这一段才看出点眉目。研究历史地理，大家都能感受到这一点。
西周大一统，核心是什么？是它的族姓制度。我们从铜器铭文看，商人用族徽别族，周人用族姓别族，确实不一样。商人的族徽也有区别不同国族的功能，但他们没有西周式的族姓制度。这种制度是以女姓（带女字旁的姓）标识不同的国族。王国维说，女姓是周人的一大发明。

“民族国家”概念的推广，只有一个作用，就是分裂解体、打乱重组。

基于欧洲自身的自治传统，它们的重组经常是以民族自决、民族自治为借口，有各种语言、宗教、文化上的理由。他们喜欢强调一族一国，但事实上，单一民族国家不过是神话，除了蕞尔小国，到处都行不通。

附论：中国与“现代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是个18、19世纪的现代概念。我们这个世界，所有冠以“现代”二字的东西都带有欧洲历史的深刻烙印。欧洲历史，小国寡民，一团混乱，有些族有国，有些族没有国，有些族分属不同的国。他们的“民族国家”是由战争催生，条约确认（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有些被强捏在一起，有些被硬拆开来，一切重组都取决于地缘政治的大国博弈。

蒙元文字，云台过街塔，梵、藏、八思巴、回鹘、西夏、汉六体并行。
满清文字，《五体清文鉴》，汉、满、蒙、维、藏五体并行。 现在的人民币，上面印有五种文字：汉、壮、蒙、维、藏。 四海一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