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生命的界限,人人都会屈服。我想,进入这种过去完成时的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多数的梦想和抱负,要么被实现,要么被抛弃,无论如何,都属于过去。而我的未来已经不是一架天梯,通往逐步升高的人生目标,而是一路平坦,铺陈为永恒的现在。金钱、地位,这一切的虚荣浮华,都像《传道书》里对其毫无兴趣的传道者所说的:不过是捕风而已。
然而,有个小东西是有笃定未来的:我们的女儿,卡
迪。但愿我能活到她记事,能给她留下点回忆。语言文字的寿命是我无法企及的,所以我想过给她写一些信。但是信里又能说些什么呢?我都不知道这孩子十五岁时是什么样子的,我都不知道她会不会接受我们给她的呢称。这个小婴儿完全代表着未来,而我的生命呢,除了特别微小的可能,很快将成为过去。她与我,只有短暂的交集。也许,我只有一件事想告诉她。
我要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终问题还是显现出来:把科学作为形而上的最终裁决标准,不仅否定了上帝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还同时否定了爱、恨与意义;这种思想中的世界,本来就与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天差地别。当然,并不是说如果你相信人生的意义,就必须也要信仰上帝。准确地说,如果你认为上帝在科学中无立足之地,那么你就几乎一定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科学中也无法容身。因此,生命本身也毫无意义。换句话说,那些关于存在主义的言论没有任何分量,一切认知都是科学认知。
然而,这其中就存在一个悖论。科学的方法论是人们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因此无法涉及一些永恒的真理。我们建立科学理论,是为了组织和掌控这个世界,将各种现象局限在可控的范围内。科学的基础,就是各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以及人为制造的客观性。这是很强的后盾,让科学有能力去建立并阐释各种关于物质和能量的主张,但也让科学知识无法解释人类生命中存在主义的本能特性。人类生命本身就是独特的,主观的,无法预测的。也许在组织和研究重复出现的经验主义数据时,科学提供了最有用的方法,但另一方面,科学却无法用来解释人类生命中最为核心的方面;希望、恐惧、爱、恨、美、妒忌、菜誉、软弱、奋斗、痛苦和美德。

我耳边又响起艾玛的话:你必须弄明白,自己最看重的是什么。
如果我已经不想再问鼎神经外科与神经系统科学这两座高峰了,那我想干什么呢?
当个爸爸?
做个神经外科医生?
教书?
我也不知道。不过,就算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也还是有收获,这收获并非来自于希波克拉底、迈蒙尼德或者奥斯勒,而是我独有的顿悟:医者的职责,不是延缓死亡或让病人重回过去的生活,而是在病人和家属的生活分崩离析时,给他们庇护与看顾,直到他们可以重新站起来,面对挑战,并想清楚今后何去何从
现在,我那些属于外科医生的骄傲自负实在毫无用处。我的确是本着对病人尽职尽责的态度,全心全意地救死扶伤,但说穿了这就是暂时的责任,是转瞬即逝的全心全意。解决了严重的健康危机，病人醒来了，身上的管子拔掉了,然后出院了,病人和家属继续生活,但事情水远不会和以前一样了。医生的话能安抚人心,就像神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减缓大脑的疾病。然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与后续的发病率,还是需要继续去克服,去缠斗艾玛没有让我恢复原来的个人特性,而是保护了我创造新特性的能力。终于,我明白,必须要去创造新的自
我了。

人一旦遭遇顽疾,最需要小心的,是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你努力思考自己到底看重些什么,答案也会接踵而至。感觉就像信用卡被人拿走了,我不得不学会讨价还价。你可能本来已经下定决心,自己宝贵的时间要投入到神经外科的工作中,但两个月以后,你的想法又会有所改变。再过两个月,你可能就想去吹吹萨克斯,然后每天去教堂,全心全意去敬拜上帝。死亡也许只是一生一次的短暂事件,但与绝症共存则是个长期的过程。

关于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感令人死气沉沉;不管我走到哪里,死亡的阴影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我还记得那豁然开朗的一刻,压倒一切的不安终于消散,似乎不可逾越的惶恐之海里终于显现出前进之路。当时的我在疼痛中醒来,又要面对毫无意义的一天,除了吃早餐,我也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无法前行,我心想,然而心中立刻有声音附和,完成了这句来自塞缪尔·贝克特的话。这句话
我早在多年以前的大学本科时期就读到了:我仍将前行。我下了床,向前一步遍遍重复着完整的句子:“我无法前行。我仍将前行。”
那天早上,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逼迫自己,回归手术室。为什么?因为我做得到。因为那就是我。因为我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活着。我会把死神看作一个威风凛凛、不时造访的贵客,但心里要清楚,即使我是个将死之人,我仍然还活着,直到真正死去的那一刻。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多年来与死亡并肩而行的经历,让我更深刻地懂得,最轻易的死亡有时候并非最好的结局。我们就此事进行了长谈。家人也表示支持,并给予祝福。我们决定要孩子。我们要继续活着,而不是等死。

英语里的“希望(hope)”这个词出现在大概一干年前,融合了信心与渴望的含义。但我现在渴望的是活下去,有信心的却是死亡,这两者可是截然相反的啊。那么,当我说起“希望”的时候,是不是“为没有根据的渴望留下一些空间”的意思呢?不是的。医学数据不仅仅会显示平均存活率这一类数字,也会测量我们对这些数据的信心水平,测量工具包括置信度、置信区间和置信域等。所以,我口中的“希望”,是不是指“为一个统计学上不大可能但仍然说不准的结果留一点空间,相信自己能超越95%的标准测量置信区间活下来呢?这就是“希望吗?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曲线准确地划分区域,从“崩溃”到“悲观”到“现实”到“希望”再到“幻觉”呢?还是说数字就只是数字?我们难道不都曾怀着希望,觉得每个
病人都能奇迹般地超越平均值吗?
我发现,当自己成为这个数据中的一员时,我与数据的关系,就完全改变了。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

亚历山大蒲柏说过，一知半解最危险；饮则深透畅饮，否则尝不到知识的甘泉。

我生命的一个章节似乎已经结束,也许整本生命之书都已临近尾声。我不再是牧师或牧人,可以协助生死的过渡;我发现自己就是那茫然困惑、不知所措、需要度化的绵羊。重大疾病不是要改变人生,而是要将你的人生打得粉碎。感觉仿佛神迹降临,强烈的光突然刺进眼睛,照射出真正重要的事情;其实更像有谁刚刚用燃烧弹炸毁了你心一意前进的道路。现在我必须绕道而行。
弟弟吉旺来到我床前。“你已经很成功了,”他说
你知道的,对吗?”我叹了口气。他当然是好意,但这些话非常空洞,没有意义。我之前的人生一直在积累潜力,现在这些潜力都将是无用的了。我本来有那么多计划,那么接近事业巅峰。现在我体力不支,重病缠身,我想象的未来和个人的身份认同轰然崩塌。我面对着我那些病人曾经面对过的,有关“存在”的窘境。肺癌确诊了。我精心计划和辛苦创造的未来消失得无影无踪。我在工作中那么熟悉的死神,现在亲自来做私人拜访了。我们终于狭路相逢,正面交锋。然而,我似乎点也认不出面前这位死神。多年来我治疗过无数病人,如今自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我本应该看到和跟随他们密集的脚即,然而眼前却是一片白色沙漠,空空荡荡,艰险残酷,荒无人烟,闪着刺眼的光,仿佛一场暴风雨过境,抹去了所有熟悉的痕迹。

如果我编书、就要汇编一部人类死亡记录、同时附上以下注解:教会别人死亡的人,同时也能教会人生活
——《探究哲理即是学习死亡》,米歇尔·德·蒙田

在往后的生命中，你会有很多时刻，要去回顾自己的过去，罗列出你去过的地方，做过的事，对这个世界的意义。我衷心希冀，遇到这样的时刻，你一定不要忘了，你曾经让一个将死之人的余生充满了欢乐。在你到来之前的岁月，我对这种欢乐一无所知。我不奢求这样的欢乐永无止境，只觉得平和喜乐，心满意足。此时此刻的当下，这是我生命中最重大的事。

多年前我就发现,达尔文和尼采有一个观点是一致的：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奋斗求生。没有奋斗的人生,就像一幅画里身上没有条纹的老虎。

满目的人间悲剧与痛苦失败，我真怕自己已经看不见人类关系最非凡的重要性了，不是病人和家属之间的关系，而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关系。专业技术出色是不够的。人人终有一死，作为一名住院医生，我的最高理想不是挽救生命，而是引导病人或家属去理解死亡或疾病。

我开始意识到，如此接近自己的死亡，好像什么都没改变，又好像一切都改变了。查出癌症之前，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查出癌症以后，同样地，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死，但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天。不过，我对死亡的感觉变得更尖锐和强烈了。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科学层面可以解决的了。死亡临近的事实令人坐立不安，但也没有其他办法可以绕道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