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
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航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体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大家谁也不想掩饰什么,不管是猪萝还是圣人。今天,你在说“圣人”一词时不再需要迟疑：想想马克西米连·科尔比神甫吧,在奥斯维辛,他先是挨饿,后来被注射毒药后杀害,1983年被尊为圣人。
你们也许会责怪我举了这样极端而违反常理的例子。但是,“所有伟大事情之难以实现,一如其难以找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最后一句话这样说。当然,你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求助于“圣人”?难道援引“体面的普通人”不够吗?的确,圣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总是少数。不过,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加入他们的少数派。虽然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努力做得最好,那它只会越变越糟。
所以,让我们警觉起来一从两个方面:
因为有了奧斯维辛,我们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
因为有了广岛,我们知道人正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