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那没能杀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壮

正如俾斯麦所说，生活就好比看牙医，你总是觉得最难受的时候还没到，而实际上它已经过去了

我们这些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都记得那些走过一个个屋子安慰别人、把自己最后一块面包给了别人的人。这样的人在数量上可能不多,但足以说明一点:有一样东西你是不能从人的手中夺去的,那就是最宝贵的自由,人们一直拥有在任何环境中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

培养幽默感并以一种幽默的态度看待事情,是人在掌握生存艺术时学到的技巧。尽管在集中营中苦难无处不在,但还是有可能运用生存的艺术。打个比方:一个人的苦难就好比毒气。如果向空荡荡的毒气室灌入一定量的毒气,气体将完全而均匀地弥漫开来,不管房间有多大。人的苦难也是这样,它完全占据了你的灵魂和意识,不管苦
难是大还是小。因此,人苦难的“量”完全是相对的。
这也意味着一件非常琐屑的事情也能够带给人生极大的快乐。

幽默比人性中的其他任何成分更能够使人漠视困苦,从任何境遇中超脱出来,哪怕只是几秒种。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要是将一定数目的形形色色的
人置于饥饿状态,随着饥饿的加剧,他们所有的个人差别都会泯灭,取而代之的将是相同的饥饿表情。”谢天谢地,弗洛伊德没有亲身感受集中营的生活。他的主题都集中在维多利亚风格的松软沙发上,而不是奥斯维辛航脏的集中营里。在集中营,个体的差别并没有泯灭,相反,人们的差异性变得更大。大家谁也不想掩饰什么,不管是猪萝还是圣人。今天,你在说“圣人”一词时不再需要迟疑：想想马克西米连·科尔比神甫吧,在奥斯维辛,他先是挨饿,后来被注射毒药后杀害,1983年被尊为圣人。
你们也许会责怪我举了这样极端而违反常理的例子。但是,“所有伟大事情之难以实现,一如其难以找到”,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的最后一句话这样说。当然,你们可以追问,我们是否真的需要求助于“圣人”?难道援引“体面的普通人”不够吗?的确,圣人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总是少数。不过,我从中看到了一个挑战,那就是加入他们的少数派。虽然世界的状况不妙,但是,如果我们都不努力做得最好,那它只会越变越糟。
所以,让我们警觉起来一从两个方面:
因为有了奧斯维辛,我们知道了人能够做什么。
因为有了广岛,我们知道人正处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

实际上,只有囚头狱霸才有吸烟的特权,他们每周能获得定额奖券。仓库和车间囚徒的管理员们也可以吸烟,他们可以收到一些人为调离危险工作而行贿的香烟。而那些失去生活信心,打算“享受”最后几天监狱生活的犯人则是吸烟者当中的特例。每当看到狱友吸烟时,我们就知道他已失去了生活下去的勇气。勇气一旦失去,几乎就不可能再挽回。

在亚瑟·米勒的剧本《维希事件》（Incident at Vichy)中有一幕,讲的是某位中产阶级上层的绅士向占领他所在城市的纳粹军官出示自己的各种荣誉证书,包括大学毕业证、杰出市民推荐信等等。纳粹军官问道:“这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吗?”绅士点点头。纳粹军官立即将这些东西揉成一团,扔进了废纸篓,告诉他,“很好,现在你什么都没了”。于是,绅士彻底崩溃了,因为于他而言,做人的尊严依存于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没有尊严,精神也随之崩溃。对此,弗兰克尔会争辨说:“只要我们拥有自主选择如何应对处境的自由,我们就不会一无所有。”

爱迪思·威斯科普夫·焦尔森生前是佐治亚大学的心
理学教授,她在一篇意义疗法的论文中表示:“我们目前的心理一卫生哲学强调的是,人应当幸福,而不幸福是调适不当的结果。这样一种价值体系可能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不可避免的不幸之重负由于对不幸感到不幸而变得更加严重了。”

自由只是故事的一半，真理的一半。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任的生活，那自由就会堕落为放任。

人不是简单地活着，而是时时需要对自己的前途做出判断，决定下一刻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自由也是有限的。人的自由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而是针对特定条件采取某种立场的自由。

快乐是(而且一直是)一种附加品如果这种附加品本身成了目的，反而会受到减损。

意义疗法所谓“矛盾意向法”的技术基础源于以下两方面的事实:一方面，正是恐惧导致了所害怕的事情的出现；另一方面，过度渴望使其所希望的事情变得不可能。

恐惧本身是引起恐惧的事实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