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某个目标当作旗号高高地举起,总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不问年龄几何,不问身处何地。

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强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我小说中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可能碰巧作为这种调节的齿轮,发挥了全球性的功能—我不无这样的感觉。

亚伯拉罕.林肯留下这样一句话：“你能在某些时刻欺骗所有的人,也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某些人,但不可能在所有的时刻欺骗所有的人。”我觉得这个说法同样适用于小说。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要由时间来证明的事物,只能由时间来
证明的事物。

我感觉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看到一种倾向,当一个国家的社会基盘发生巨大动摇(或变革)之后,我的书就会在那里被广泛地阅读。我的书在俄罗斯和东欧地区开始热销,是在共产主义体制发生崩溃这巨大的地盘变化之后。此前看似牢不可破的执政体制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希望与不安杂糅交织的“柔软的混沌”一步步逼上前来。或许是在这种价值观转换的状态下,我提供的故事急速地带上了一种崭新而自然的现实感。

另外,阻断东西柏林的柏林墙戏剧性地倒塌,德意志成为个统一国家后不久,我的小说在德国好像慢慢开始被人们阅读了。当然,这或许是偶然的巧合。然而我想,社会基盘和结构的巨变会对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感产生强烈影响,人们追求改变是理所当然的,也是自然现象。现实社会的现实感与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在人们的灵魂之中(或者无意识之中)难免一脉相通。不管身处怎样的时代,当发生重大事件、社会现实出现巨大变化时,它就会像寻求佐证一般,要求故事的现实感发生变换。

故事原本就是作为现实的隐喻而存在的东西,人们为了追上周围不断变动的现实体系,或者说为了不被从中甩落下来,就需要把新的故事,即新的隐喻体系安置进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需要将这两个体系(现实体系和隐喻体系)巧妙地连接起来,换言之,就是让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互沟通、相互调整,才能勉强接受不确定的现实,保持头脑清醒。我小说中故事世界的现实感,可能碰巧作为这种调节的齿轮,发挥了全球性的功能——我不无这样的感觉。好像又在重复前言,这不过是我个人的感受,然而倒未必荒诞不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