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吴三桂最大的错误并不在此,而在他不应该心急火燎地杀死永历。永历已经逃至缅甸,穷途末路,小阴沟里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只要他在,朝廷就不敢动吴三桂。可以说,永历非但不是吴三桂的敌人,反而是吴三桂的护身符,吴三桂非但不能抓他、杀他,而且要护他、养他。永历的生老病死,决定着吴三桂的安危吴三桂的福音,原竟不是出自朝廷的恩典,而是来自永历的赐予。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就不会被红烧了下酒。
水至清则无鱼,包括吴三桂这条体肥肉厚的大鱼。他的恩师洪承畴在离开云南时曾经忠告吴三桂:“不可使连续日无事。”但吴三桂并没有深刻领会老师这句话的深意。虽然后来不断在云南制造些小乱,借以向朝廷要钱和索功,但都是小打小闹,亡羊补牢。
在养敌自重这方面,他比不上晚清军机大臣袁世凯的一根手指头。
而康熙的错误则在于,在“平三藩”的问题上过于急躁冒进。那时的康熙,血气方刚,眉宇间闪烁着指点江山的气概。大事不着急,“平三藩”本可以慢慢来。“三藩”之中,平南王尚可喜最乖，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的春天里上疏康熙,要求放弃兵权,带全家归老辽东。尚可喜自动撤藩,逼得不愿撤藩的吴三桂和耿精忠不得不做出自动撒藩的政治表态,吴三桂自信地说:“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没想到康熙在他的撤蕃申请上批下两个最可怕的字—同意。
在康熙迅疾地写下“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的批文之前,他实际上还有更加稳当的选项:既然尚可喜自动撤藩,就先成全他,另两个看情况慢慢来,比如“三藩”之中吴三桂虽然实力最强,但他的年龄也最大,时间站在年轻的康熙一边,他耗得起,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会把吴三桂活活耗死,等他百年之后,再图撤藩不迟,至于耿精忠,实力远不及吴三桂,吴藩一撤,耿藩也自然成了强弩之末。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值。为了维系这种皇权而建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从而使政府效率的降低和腐败在所难免。
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曾经提出一条定律,即:行政机构会像金字塔一样不断增多,所以行政人员会不断膨胀,虽然看上去每个人都很忙,但组织效率却越来越低下,其原理是:一个不称职的官员倾向于任用两个(或多个)水平比自己更低的人当助手,以此类推,则庸人越来越多,机构也越来越膨胀,政府变得越来越无用。

明代东西厂、锦衣卫固然恐怖,却是有形的恐怖,它的形状就是东西厂、锦衣卫的形状,而在康熙的时代,告密制度则几乎扩散到整个官场,这是一种无形的恐怖,更加深入骨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父亲曹颙、叔叔曹頫,都成了康熙的情报员,他们主持下的江宁织造,除了充当为皇帝采办丝织品和各种奢侈品的机构,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机关。

然而,康熙最终还是食言了,吴三桂死后,康熙并没有忘记对王辅臣秋后算账,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盛夏,正当清军如潮水般把昆明城团团包围的时刻,王辅臣突然接到康煕的诏书,命他入京“陛见”,他知道,兔死狗烹的时候到了,从汉中抵达西安后,与部下饮酒,饮至夜半,老泪纵横地说:“朝廷蓄怒已深,岂肯饶我!大丈夫与其骈首僇于刑场,何如自己死去!可用刀自刎、用绳自缢、用药毒死,都会留下痕迹,将连累经略图海,还连累总督、巡抚和你们。我已想好,待我喝得极醉,不省人事,你们捆住我手脚,用一张纸蒙着我的脸,再用冷水嘿之便立死,跟病死的完全一样。你们就以‘痰厥暴死’报告,可保无事。”听了他的话部下们痛哭失声,劝说他不要自寻死路,王辅臣大怒,要拔剑自刎,部下只能依计行事,在他醉后,把一层一层的白纸沾湿,敷在他的脸上,看着那薄薄的纸页如同青蛙的肚皮一样起伏鼓荡,直到它一点点沉落下来,王辅臣的脸上,风平浪静。

紫禁城,是天命之城,因为这座皇城自兴建那天起就是和上天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紫”,就是紫微星垣(即北极星)。在中国古代的天象观中,天上的恒星分为三垣(即太微垣、紫微垣和天市垣)和二十八宿,其中紫微星垣居于中天,位置永恒不变,那是天帝的居住地,名字叫紫宫或紫微宫。那么,天帝的人间代表—天子,也自然居住在人世间的中心,“王者受命,创始建国立都,必居中土”,皇帝的宫殿就是中土,是大地的中央,它也必须以“紫”来命名,表明它与天帝的紫微宫处于相同的序列,因此有了‘紫禁城”的命名。三大殿,对应的是天上的三垣,而最重要的寝宫乾清宫、坤宁宫,这一乾一坤,也包含了对天、地的隐喻,与乾清宫东面的日精门、西面的月华门,共同组成天、地、日、月。

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
就不会被红烧了下酒。
水至清则无鱼，包括吴三桂这条体肥肉厚的大鱼。

康熙还不过瘾，又发明了密折制度，全国上下遍布皇帝耳目，普天之下无论官员动态、匪
患盗患还是菜价米价、夫妻吵架，都可以写成密折呈入宫中，由皇帝一人亲览，以便未雨绸缪。明代东西厂、锦衣卫固然恐怖，却是有形的恐怖，它的形状就是东西厂、锦衣卫的形状，而在康熙的时代，告密制度则几乎扩散到整个官场，这是一种无形的恐怖，更加深入骨髓。曹雪芹的爷爷曹寅、父亲曹顺、叔叔曹顷，都成了康熙的情报员，他们主持下的江宁织造，除了充当为皇帝采办丝织品和各种奢侈品的机构，更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机关。
雪片般飘来的密折成为大清皇帝永远做不完的家庭作业，长长短短的句读里，藏着许多人的噩梦，连红极一时的曹家也不例外。
有清一代，中国的皇权专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峰值。为了维系这种皇权而建立的官僚机构越来越庞大，从而使政府效率的降低和腐败在所难免。

江山传到明清两朝，这一政治困境也击鼓传花似的传到这两朝皇帝手里。明朝第二位皇帝朱允炆"削藩”，导致了自己权力的倾覆，清朝为了夺取和巩固政权而分封诸王，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精忠为
靖南王，尚可喜为平南王，使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批藩王，但仅过了二十多年，“分封”：的恶果就显露无遗，藩王们割据一方，尾大不掉，使藩地成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不仅侵蚀着皇帝的权力，而且所有的行为还都让皇帝买单。这是在吸皇帝的血、榨皇帝的骨髓，让康熙皇帝奋起自卫，开始了“平三藩”的大业。此后的权力钟摆，就只向皇帝一方无限靠近了。天下之事，天下人再也无权染指。清朝不仅像明朝一样不设宰相，而且连明朝那样的。内阁首辅。也没有，皇帝赤膊上阵，董事长兼总经理，康熙设立的"南书房”、他的儿子雍正设立的“军机处”，都是皇帝的跟班打杂，目的就是为了集权力于皇帝一人。

集权，还是分权，这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和哈姆雷特的问题同样重要，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关系到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大主题。朝代就像钟摆一样，在集权和分权的两极间摇摆不定。夏朝和商朝是集权的，大禹创立夏朝，规划出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的"九少五服”的天下共体，在中华大地上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聚合，但过度集中的权力却导致了帝王们的荒淫无度，导致国家沦亡，这两朝的末代皇帝桀王和纣王，也从此成为暴君的代名词。周朝是分权的，公元前1046年一个春天的夜晚，伐纣的牧野之战结束后两个月，周
武王双目低垂，苦苦思索着强大的商朝灭亡的原因，他要“一家的天下”变成“大家的天下”，开始分封制，把单数变成复数，借此增强帝王权力的稳固性，没想到过度的放权导致了中央权力的“空心化”，使天下大乱，周朝在四面楚歌中彻底灭亡。汉初分王，唐代藩镇，试图建立"你好我也好"的"公天下”，但“七王之乱”、"藩镇割据"却又成为各自朝代最恐怖的记忆；宋代生怕皇权旁落，把权力擦出了油，把天下的将军当贼防，但权力集中带来的腐败，最终让这个王朝死无葬身之地，“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