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与纸页的形而上关系就这样确立了——死亡的意志越是强大,再生的冲动也就越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在那些纸页的背后,挺立着文人的身姿。所有书册,只有依托于一代代文人才能活起来。有他们在,那些死去的文字就能在新的纸页上复活。这样,面对书册,我们就不再感到忧伤,因为那些藏书阁里,存在的并不只是“千箱万帙”的书册,而是知识,是思想,是千年不易的信仰;书册中的一笔一画,横横竖竖,都是文人们的骨骼骨头,比时间更硬。

但自从纸张发明以来,中国人就放弃了对于石器和青铜的迷恋,一方面追求着文化的永恒,另一方面却选择了速朽的纸页,将我们的文化置于速朽与永恒的双向拉扯中。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纸张易于书写、携带和传播,更因为纸张的易碎性从反面确认了它所承载的文化的珍贵性,从而让人们的目光超越那些具体的载体,投向文化本身的意义,去铸造一套强韧的自我循环程序,这套程序本身,远比一页纸、一栋房子、一座宫殿更重要,犹如一只蜥蜴,肢体残缺之后,还能顽强地生长出来。

既然纸质文明如此脆弱,中国人为什么还对它如此迷恋?天者,夜昼;地者,枯荣;人者,灭生。这是农业社会赋予中国人的朴素世界观。中国人从不怀疑,万事万物,无论是一张纸、一个人,还是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寿限,但他们同样相信,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个轮回的系统中,生而死、死而生地循环往复,所有死去的事物,并不是真死,而只是转换了存在方式而已。纸页可以消失,但文化不能。物质载体的消失,并不会导致文化的灭亡,它可以转移场地,可以进入话语、进入戏曲,不断地寻找着新的载体,重新搭建起他们的记忆之宫。犹如我们今天的电脑,硬件的不断淘汰与更新,并不能阻止信息传播的连续性。中国人发现了文化超越时间、超越自然的力量,因此不再惧怕那实体的消失,中国人的木构房屋(不是欧洲的石质建筑)拆了建、建了拆,纸质书册抄了烧、烧了抄,文明的长河却从未断流,所有消失的实体,不过是向未来传递信息的一个跳板而已。

安意如说:“紫禁城是永不会太平的。永乐年间嫡位之争的惊心动魄,完全可以当成教科书来看……自来太子不易做,做好了容易招忌,做不好容易招骂。古来太子,若摊上个强势老爹和虎狼兄弟,想善终都难。说是国之储君,实则有名无实的活靶子。老爹不放心你,兄弟惦记着你,大臣们审时度势应酬着你。”

但吴三桂最大的错误并不在此,而在他不应该心急火燎地杀死永历。永历已经逃至缅甸,穷途末路,小阴沟里掀不起什么风浪了,但只要他在,朝廷就不敢动吴三桂。可以说,永历非但不是吴三桂的敌人,反而是吴三桂的护身符,吴三桂非但不能抓他、杀他,而且要护他、养他。永历的生老病死,决定着吴三桂的安危吴三桂的福音,原竟不是出自朝廷的恩典,而是来自永历的赐予。只要飞鸟不尽,良弓就不会被束之高阁;只要狡兔不死,走狗就不会被红烧了下酒。
水至清则无鱼,包括吴三桂这条体肥肉厚的大鱼。他的恩师洪承畴在离开云南时曾经忠告吴三桂:“不可使连续日无事。”但吴三桂并没有深刻领会老师这句话的深意。虽然后来不断在云南制造些小乱,借以向朝廷要钱和索功,但都是小打小闹,亡羊补牢。
在养敌自重这方面,他比不上晚清军机大臣袁世凯的一根手指头。
而康熙的错误则在于,在“平三藩”的问题上过于急躁冒进。那时的康熙,血气方刚,眉宇间闪烁着指点江山的气概。大事不着急,“平三藩”本可以慢慢来。“三藩”之中,平南王尚可喜最乖，在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的春天里上疏康熙,要求放弃兵权,带全家归老辽东。尚可喜自动撤藩,逼得不愿撤藩的吴三桂和耿精忠不得不做出自动撒藩的政治表态,吴三桂自信地说:“皇上一定不敢调我。我上疏,是消释朝廷对我的怀疑。”没想到康熙在他的撤蕃申请上批下两个最可怕的字—同意。
在康熙迅疾地写下“会同户、兵二部,确议具奏”的批文之前,他实际上还有更加稳当的选项:既然尚可喜自动撤藩,就先成全他,另两个看情况慢慢来,比如“三藩”之中吴三桂虽然实力最强,但他的年龄也最大,时间站在年轻的康熙一边,他耗得起,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就会把吴三桂活活耗死,等他百年之后,再图撤藩不迟,至于耿精忠,实力远不及吴三桂,吴藩一撤,耿藩也自然成了强弩之末。

我突然想、整座紫禁城同样可以被当作大地上的植物看待,因为它同样有着生与死、枯与荣。它是一种更加巨大的植物。中国式建筑本身就以木构为主,它是树的化身,让树变成房间,去安顿每个朝代和每个人的命运。每个人,乃至每个朝代的命运,也因此像自然界的轮回,有着不可抗拒的规律。高尔泰将其称作“以宝座为核心自然运转的精神秩序”,这样的秩序,又将一个个鲜活的生活裹挟其中,成为它们的人质。在这样的秩序中,一代人的命运必然与另一代人的命运重合,就像花园中的花朵,在开放与凋谢中永无止境地循环。

因此,在庄严的紫禁城内部,花园绝不是一种补充,而是一种反动。幽深曲折的花园,消解了权力中轴线的坚硬属性,把生硬的几何理性拉回到自然、人伦和世俗情感中。假如我们把前朝的三大殿当作紫禁城的权力中心,那么后宫的花园就是它的情感中心,所有被庄严和神圣遮挡的外表都会在这里裸露出最真实
的肌理。

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

九重宫殿,以不变应万变,默然注视着英雄们的匆匆过场,注视着世道的无常。说到底,只有宫殿才是最后的赢家。它是权力和野心的最大容器,无论多么桀骜不驯的身体,最终都要到这里报到,所有的反抗、厮杀、呐喊,最终都将被收束于宫殿的臂膀中,在后宫的脂粉军团的杨柳细腰中消隐于无形。

皇帝的金銮殿,理所当然地成了造反者的终点。他们打倒皇帝,目的却是把自己变成新的皇帝。每一次翻天覆地的动乱,尘埃落定之后,世界都与从前一模一样,新的朝代与旧的朝代榫卯相接,严丝合缝。人们各就各位—一坐龙椅的坐龙椅,上断头台的上断头台,解甲归田的又回到当初举树起义旗的土地上,重新撅起屁股种地,等待着朝廷来征粮。官殿分开了战友们的行列,最大限度地凸显着一个人的权力,同时,又把其余的人最大限度地矮化。宫殿的空间设计,处处体现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哲学。军事共产主义带来的平等只是一种假象,或者说,一种迷幻剂,只有“理想”实现的那一天,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离“理想”不是更近,而是更远。

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胜利者有资格耍流氓。而人性一旦堕落,立刻就深不见底。同甘共苦与酒池肉林,其实只隔着一张纸。

1924年,逊帝溥仪年满18周岁。光绪皇帝,就是在这个年龄亲政的,而溥仪却在这个年纪被扫地出门。最后一位皇帝离开之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进行了将近一年的文物清点工作,1925年10月10日成立了故宫博物院—“故宫”的意思是“从前的宫殿”,而“博物院”则标明了它的公共文化性质,宫殿的主语,从此发生了逆转。

无论这宫殿里有多少的风花雪月、蕉窗泉
阁、琴棋书画、曲水流觞,纵然宫殿里到处植满了陶弘景之松、苏东坡之竹、周濂溪之荷、陆放翁之菊,再供几块米芾所拜之石,养几尾庄周所知之鱼,配上林逋的老梅闲鹤,宫殿仍旧是官殿,权力,仍然是宫殿的第一主题。风轻云淡,那永远是宫殿的表象;刀光剑影,那才是宫殿的本质。
他在这宫殿里生活了几十载春秋,无处不布满他的影子、气息,他已经和那些庄严的殿堂融为一体,他
就是宫殿,宫殿就是他。他离不开权力,就像一个武林高手,离不开他的江湖。一个政治家,假如变成了一片闲云、一只野鹤,在威严的宫殿里,会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直到他闭眼的那一天,才被抬出养心殿。

①编纂《四库全书》也有很多负面效应。为维护统治,清廷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所谓违碍字句的古籍。据统计,在长达十余年的修书过程中,“荦荦大者文字
狱共有三十四件”。禁毁书目3100多种(另一种说法为2855种)、15万部以上。同时,还对古籍进行大量篡改,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机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准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华夏文明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被焚毁
典籍远多于收录,而被收录者也全都遭到篡改、删节,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价值,在思想上更是中国文明主体上的一次“癌变”,是对整个中国古文明毁灭的罪证,对
近现代中国的负面影响深远,也是近代中国在重建现代性过程中,没有有益的古代文化传统,导致传统文明彻底溃败的直接渊源,是清朝统治者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最彻底的破坏。

如果说紫禁城是一座建筑的迷宫,那么《四库全书》就是一座文字的迷宫。它以它的丰盛、浩大诱惑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反而不知去向。我们不妨做一道算术题: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一年读四百万字,五十年读两亿字,这个阅读量足够吓人,却也只占《四库全书》总字数的五分之一,更何况面对这部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浩瀚古书,一个职业读书家也不可能每年读四百万字。一个人至少需要花上五辈子,才能全部领略这座纸上建筑的全貌。对于“卷帙浩繁”这个词,它给予了最直观的诠释。它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把我们的光阴毫不留情地吸走;又像一个灿烂的神话,把我们彻底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