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与纸页的形而上关系就这样确立了——死亡的意志越是强大,再生的冲动也就越大。归根结底,是因为在那些纸页的背后,挺立着文人的身姿。所有书册,只有依托于一代代文人才能活起来。有他们在,那些死去的文字就能在新的纸页上复活。这样,面对书册,我们就不再感到忧伤,因为那些藏书阁里,存在的并不只是“千箱万帙”的书册,而是知识,是思想,是千年不易的信仰;书册中的一笔一画,横横竖竖,都是文人们的骨骼骨头,比时间更硬。

但自从纸张发明以来,中国人就放弃了对于石器和青铜的迷恋,一方面追求着文化的永恒,另一方面却选择了速朽的纸页,将我们的文化置于速朽与永恒的双向拉扯中。这一奇特现象的出现,不仅因为纸张易于书写、携带和传播,更因为纸张的易碎性从反面确认了它所承载的文化的珍贵性,从而让人们的目光超越那些具体的载体,投向文化本身的意义,去铸造一套强韧的自我循环程序,这套程序本身,远比一页纸、一栋房子、一座宫殿更重要,犹如一只蜥蜴,肢体残缺之后,还能顽强地生长出来。

既然纸质文明如此脆弱,中国人为什么还对它如此迷恋?天者,夜昼;地者,枯荣;人者,灭生。这是农业社会赋予中国人的朴素世界观。中国人从不怀疑,万事万物,无论是一张纸、一个人,还是一个王朝,都有自己的寿限,但他们同样相信,天地万物,都处于一个轮回的系统中,生而死、死而生地循环往复,所有死去的事物,并不是真死,而只是转换了存在方式而已。纸页可以消失,但文化不能。物质载体的消失,并不会导致文化的灭亡,它可以转移场地,可以进入话语、进入戏曲,不断地寻找着新的载体,重新搭建起他们的记忆之宫。犹如我们今天的电脑,硬件的不断淘汰与更新,并不能阻止信息传播的连续性。中国人发现了文化超越时间、超越自然的力量,因此不再惧怕那实体的消失,中国人的木构房屋(不是欧洲的石质建筑)拆了建、建了拆,纸质书册抄了烧、烧了抄,文明的长河却从未断流,所有消失的实体,不过是向未来传递信息的一个跳板而已。

①编纂《四库全书》也有很多负面效应。为维护统治,清廷大量查禁明清两朝有所谓违碍字句的古籍。据统计,在长达十余年的修书过程中,“荦荦大者文字
狱共有三十四件”。禁毁书目3100多种(另一种说法为2855种)、15万部以上。同时,还对古籍进行大量篡改,如岳飞的《满江红》名句“壮志机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和“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的名作《六州歌头·长准望断》描写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其中“膻腥”犯忌,改作“凋零”。有学者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是华夏文明空前绝后的文化浩劫,被焚毁
典籍远多于收录,而被收录者也全都遭到篡改、删节,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价值,在思想上更是中国文明主体上的一次“癌变”,是对整个中国古文明毁灭的罪证,对
近现代中国的负面影响深远,也是近代中国在重建现代性过程中,没有有益的古代文化传统,导致传统文明彻底溃败的直接渊源,是清朝统治者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最彻底的破坏。

如果说紫禁城是一座建筑的迷宫,那么《四库全书》就是一座文字的迷宫。它以它的丰盛、浩大诱惑我们,置身其中,我们反而不知去向。我们不妨做一道算术题:一个人一天读一万字,一年读四百万字,五十年读两亿字,这个阅读量足够吓人,却也只占《四库全书》总字数的五分之一,更何况面对这部繁体竖排、没有标点的浩瀚古书,一个职业读书家也不可能每年读四百万字。一个人至少需要花上五辈子,才能全部领略这座纸上建筑的全貌。对于“卷帙浩繁”这个词,它给予了最直观的诠释。它像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把我们的光阴毫不留情地吸走;又像一个灿烂的神话,把我们彻底覆盖。

新的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如何把物运回祖国。英法联军的军舰,是不允许携带私人物品的,这使一些船商有了千载难逢的商机。天津港口的一位英国船商向抢劫者保证,在一个月内把他们的珍宝运回故乡,但必须预付三分之一的运费。许多士兵答应了,船商于是带着所有人的运费和珍宝一去不返,从此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有人听说,他去了美洲,像童话里的王子一样,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对抢劫者的抢劫,在这场贪欲的竞赛中,他笑到了最后。埃利松说:“这个英国流氓悄无声息、没有风险、轻而易举的地就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