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毫无神秘可言。哈迪第一次想到水生这一概念时大约在60年前，和达尔文一样，他也等了几十年才发表自己的论文。他说'“我想得到教授这样的理想职位，想成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但如果坚持水生理论，一切都不可能实现。所以，坦率地说，我只能秘而不宣。”他的朋友曾恳求他：“阿利斯特，阿利斯特，想想你的名誉吧!”最终，他将自己的理论公之于众，他在回忆人们最初的反应时说：“上帝啊，我现在不敢再回到牛津去了。”

德斯蒙德·莫里斯无疑也承受了不小的压力。“这个传统的人类学家构建了人类进化的理论，却忽略了水生这一阶段，他感到有些愚昧，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不希望多余的理论半路杀出，扰乱自己多年来在教室里轻松讲解的知识。要承认遗漏了这么重要的事件······实在太难了。阿利斯特·哈迪非常了不起，他是位极富想象力的科学家。他不是懦夫，和我想象中的学究气十足的科学家不样。要知道，不折不扣的学术上的谨慎和学术上的怯懦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

然而，这种谨小慎微有时也会目的明确，表现在专业科学工作者既担心成为第一个为新理论喝彩的人，又担心成为最后一个表态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