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则采取了最为激进的做法。由于秦国的政治更为简单,国君的支配力更强、集权程度更高,商鞅在政治制度上进行了最根本的变革,将秦国打造成一台完美的战争机器,将每一个人都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让每一个人都为战争出力。
商鞅的变法措施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地方上推行中央集权制度。各县由中央直接管辖,官员由中央统指派。并在民间建立什保制度,五户为一保,互相监督,加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能力。郡县制度彻底破坏了商周以来的封建制度,在地方一级上完成了集权化。秦国所建立的这套制度也成了未来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制度的蓝本,虽然地方管理的层级越变越多,但管理的思路再也没有变化过。
第二,控制粮食流通渠道,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虽然土地属于农民,但农民不得擅自离开土地。这样,每一个农民就都被“标准化”了,他们活着的意义就是生产粮食。政府通过控制流通渠道将农民生产的粮食输送到秦国的战争机器中。
第三,实行军爵制,将整个社会生活同军事挂钩。一个人只有在军事上有所贡献,才能得到爵位。爵级共二十个级别,一个人先受封低级爵位,下一次再立功受封,依次累积,直到最高级。就像现代的公务员用一辈子从科员熬到正部级一样,秦国人也用漫长的一生去盼望着军爵,从低级走向高级,爵位越高,他的社会地位也越高。整个社会组织高度军事化,是秦国战争机器如此完美的原因之一。
汉代的重仲舒曾经评价秦国商鞅变法之后的情况,认为变法前后,百姓的徭役负担比之前增加了三十倍,而官府的赋税收入增加了二十倍。虽然这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从侧面显示出秦国财政机器在压榨民间资本上做得多么完美。
第四,秦国由于发展晚,因而土地充足;而山东六国人口众多,土地不够。于是,商鞅就鼓励六国向秦国移民。一旦这些人移居到秦国,就分给他们土地并免除三代人的兵役,让他们专心种田。这些人就转化成了秦国的生产机器而打仗参军则由原来的秦人承拍。新秦人获得了安全,老秦人通过打仗立功获得了爵位,各得其所。

1978年以来,中国进入了改革密集期。从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国策,到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的财税、国企改革,到如今第五代领导人的癸已新改革。伴随着改革的发展,中国经济和社会也迎来了飞速的进步,这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繁荣和安定。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虽然已经有不少学者认为,要想继续改革,必须触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和金融体系,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政府将这三者全面放弃的迹象。国企可以私有化一部分,国企职工也可以下岗,但对于控制经济命脉的领域,国企则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和私有化,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控制力。公有土地制度是地方政府发展土地财政的基础,哪怕问题再多,政府的改革措施也只会修修补补甚至出让一定的使用权,但不会将土地的完整产权完全交给民间。而对金融体系的控制则决定了印钞权的归属,政府从而拥有了制造通货膨胀的能力,人民的储蓄也可以源源不断地供政府支配。
有人认为,这三大底线其实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也称为三大基础。从马克思开始,就决定了必须守住这三大基础,才能守住社会主义的成果。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详细考察了历史之后,我们却会发现:其实,这所谓三大基础并非从德国人那儿来的舶来品,而是中国历史上一直依赖的财政手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各个王朝已经频繁地在使用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够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学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本书所做的,就是梳理历史线索,从中国两千多年的集权历史中,寻找到垄断经济的逻辑。而这个逻辑的根就在于政府财政。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建立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
中国的王朝衰亡,也必然是财政危机引起的失衡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才会发生。

垄断货币发行的手段,这些手段之所以能被现代政府驾轻就熟地运用,不是从外国来的理论,而是传统带来的本能。

中央帝国的财政密码

的区别,也向进一步集权迈出了一步),以防止州县长官拥有过大的权力。
后来,政府又设立了十到十五个道,①每个道设置一个观察使,但这个观察
使并非行政官员,也不负责地方行政工作,而是监视州县官员有没有违法乱纪。
政府在各地还有一定的驻军,归都督府管辖(相当于现在的军区),都督府
可以协调周围的州县资源,但不得干涉地方事务。
而藩镇节度使就相当于兼有观察使的监察职能、都督府的军事职能,同时还有管辖几个州的行政权。有的节度使还拥有任命下属州县官吏的权力。当军事、行政和监察权都集中于一人,这个人还拥有任命官吏的权力时,他就等同
于一个小规模的皇帝了。②这些藩镇节度使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各有不同。东北地区(今河北、北京
带)的几个藩镇的节度使都曾经是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将领,唐军将领仆固怀
恩在扑灭史思明叛乱的过程中,允许他们投降朝廷。③但事后,给他们保留了节
度使的职务。
这几个节度使由此获得了东北地区的军事行政大权,几乎完全独立于朝廷,只有名义上的隶属关系。而江南地区的藩镇节度使则更加拥护中央,但前提是:
中央必须默许他们有很大的财政自由度,可以截留大笔税收。
另外,各个藩镇招募了大量的军队,军费开支成为藩镇和中央政府财政的
重头戏。
唐代中央政府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是:从西北的甘肃,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平原,再到河南南部,结束于江南、岭南一带,呈一个长条形。而河北、山东、北京的大片地区,以及淮西地区则游离于中央之外,甚至形成了节度使①《新唐书·地理志》“太宗元年,始命并省,又因山川形便,分天下为十道:一日关内,二日河南,
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开
元二十一年,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都畿,置十五采访使,检察
如汉刺史之职。”
②见《新唐书·兵志》。
③见《旧唐书·仆固怀恩传》

可是叛乱过后,皇帝却向着另一个极端靠拢。他不再信任任何大臣,重新依赖宦官掌权。四他逃离长安的历史已经证明,所有的大臣,所有的百姓都是不可靠的,会为了一丁点儿利益抛弃整个皇朝。他也不再指望正规的税收,变得贪婪无比,四处找钱,如果想打动皇帝,只有一个办法:向他进贡比别人更多的钱财。

在这几次叛乱之前的德宗皇帝是一个雄心勃勃、励精图治,试图恢复大唐昔日荣耀的君主,他罢黜了专权的宦官,提倡节俭,摒弃不正规的税收,试图为
中央政府建立起健康的财政,并以此为突破口,将藩
镇的权力收回,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

“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成之劳苦”,将整个国家带往了灾难之中。“天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下而朕不知。”这是中国历史上皇帝最深刻的自责。大多数时候,皇帝总是将错误推给别人,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临死还认为是别人辜负了他。唐德宗的诏书却不惜把皇帝的威严全部打掉,只怪自己

司马直的自杀如同一道耻辱的疤痕,印证了东汉中央政府的财政窘璄。由于财政机器不畅和食税阶层过于庞大,这个政府苦苦挣扎了一百多年,越挣扎越疲惫。至灵帝时期,已经接近瓦解的边缘。

在司马直时期，个大郡太守的职位,官方通行彳的价格是两三千万钱左右。这笔巨款不可能由官员个人出资,只能通过压榨民间来获得。这是一种中央和地方的分赃机制,中央默认地方官吏从民间取财,同时地方官吏必须让中央分一杯羹,作为默认他们发财的代价。
但是,随着皇帝卖官价码的抬高,即便是要从民间榨取,也意味着官员必须放下心理包袱,把自己定位成全心全意赚钱的商人而不仅仅是父母官。
许多人因为磨不开面子,或者担心无法凑齐这么多钱,请求不去上任。与历史上大部分时期人们抢着做官不一样,这时却是皇帝强迫官员去上任。只要任命,就必须去,否则严惩不贷。

王莽的执政已经让人们看到了皇权的虚弱。在西汉时期,历代皇帝经过了多少努力,儒生们经过了多少鼓吹,才创造了“天子”这个神话,使得人们相信皇帝是天命所归。但王莽通过禅让获得了皇帝的名号,却去除了它的神秘性。其后,中央政府的权威更是在一次次失败的政令中逐渐瓦解。

最终,中央政府放岀的权力都被下层的官僚捞去了,虽然也有惠及民间,但由于官僚阶层的阻碍,效果要小得
多。自武帝以来,随着朝廷介入经济的程度加深,出现了不少官商勾结现象。如果要向民间放权,必须击破这些中间层的力量。

将功臣的必须默许这些功臣在当地成为豪族,逍遥于中央政府的法律之外,同时,又拥有着极大的经济特权。他们向东汉的皇室输送大臣和皇亲,几乎垄断了中央政府的上层结构,让东汉比西汉更接近于分层社会。
由于光武帝对中央权力系统进行了改造,利用尚书台将权力圈子化了,尚书台又控制在几个外戚大族手中,于是,中央政府慢慢地变成了几个大族的战利品。
在最大的豪族控制中央时,地方权力则被地方级别的豪族垄断。东汉的社会阶层板结了。

政府的管制需要官僚去执行,而政府的权力愈大,官僚可以变现的资本也就越大。最后发大财的往往是政府的官员、官员的亲戚朋友。中央政府正准备放权时,地方政府立即把中央政府放出的权力收到手中,而民间仍然一无所获。中央政府为了政令通达,必须集权。但一旦中央政府集权,地方政府又会把负担转嫁给民间。总之,在双层政府的博弈下,吃亏的永远是民间。

2012年开始的反腐运动仍然在轰轰烈烈地继续。执政者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反腐,是因为这是推进改革的必不可少的步骤。执政者在推行改革之前,必须让各级官僚俯首听命,而反腐就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