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个永恒的事业,文学的历史上升起过一些为数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永恒星座,这种星座所散发的光辉是不受时间局限的。尽管文学现象日新月异,但文学领域里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作品都已做了极好的,甚至是终极性的回答。因此,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文学事业的继承者,都应是这些永恒星座的忠诚卫护者和终身性的仰望者。我们前面说到了白先勇出现在文学领域里的种种精神装备,那么最后还必须加一句:这位现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行箧中还醒目地放着一部《红楼梦》,而且永远也不会丢失。

他说:有人把情感的诚恳当作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其实天底下大多数人都有诚恳的情感,作家与他们不同的是有一种高能力、高技巧的表现方法。说得更彻底一点,大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总是带有永恒性,那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并且在数量上也非常有限,但小说之所以在今天和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就在于表现方法和技巧不同。因此小说讲究技巧是一种足以决定它存在合理性的基础课题,是小说对自身艺术本位的一种回归。

小说家毕竟是小说家,他把强烈的乡愁不知不觉地隐潜在作品内容中了,他没有用直捷的语言把自已的寻找写成一首诗,但读者们却能从他所有的小说背后读懂:他失落了一首真正的诗,现正驱赶着这一群各色各样的人物去呼唤。

白先勇一般并不对小说中的人物表示愤恨和赞扬,他对他们身上的道德印痕不太在意,而从历史的高度洞悉造成一切的原因并不在他们自身;他只是饶有兴趣,甚至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们身上的历史印痕。能这样,确已到达了一个常人所不能及的境界。就我的见闻所及,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不染指历史题材而竟具备如此深重的历史感的,白先勇应名列前茅。

良好的历史悟性,对一个作家来说会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冲动,使笔下的一切绾接久远。

于是,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加在一起,组成了这群台北人的双重人生幅度,悠悠的厚味和深邃的晢思就从这双重人生幅度中渗发出来。有的作家也能排除“非人”的干扰而逼视人的命题,却往往陷入一种玄学式的滞塞,白先勇打破了这种滞塞,把自己的人物推入背景开阔的人生长旅，于是全盘皆活。只有在人生长旅中,那些有关人的生命形态的盈缩消长、灵肉搏斗、两性觊觎、善恶互融、客我分离、辈分递嬗,乃至于带有终极性的生死宿命等等大题目才会以感性形式呈现得切实、丰富和强烈,让所有的读者都能毫无抵拒地投入品味。白先勇又不轻易地给这种品味以裁判性的引导,不让某种绝对标准来凌驾于“真实的人生”之上,这又进一步保全了人的命题的恢宏度和无限的可能性,使文学的人可以用自己独特的面貌与哲学的人对峙并存。《台北人》就是这样,不是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方式,而是用地道的文学方式传达出了那种形之于过程的、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具有广泛裹卷力和震颤力的人生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