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地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
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
愁,一定也跟古时候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

我在金门的时候,营里也有几个老士兵,他们在军队里总有十来年的历史了,可是我总觉得他们一径还保持着一种赤子的天真,他们的喜怒哀乐,就好像金门岛上的烈日海风般,那么原始、那么直接。

有时候,我看见他们一大伙赤着身子在海水里打水仗的当儿,他们那一张张苍纹满布的脸上,突地都绽开了童稚般的笑容来,那种笑容在别的成人脸上是找不到的。

有一天晚上巡夜,我在营房外面海滨的岩石上,发觉有一个老士兵在那儿独个儿坐着拉二胡。那天晚上月色清亮,没有什么海风,不知是他那垂首深思的姿态,还是那十分幽怨的胡琴声,突然使我联想到,他那份怀乡的哀愁,一定也跟古时候戍边的那些士卒的那样深、那样远。

作者就像天际的一颗量,以坚冷如钻石的目光注视着下界光怪陆离的人世万象。

文学是一个永恒的事业,文学的历史上升起过一些为数不太多也不太少的永恒星座,这种星座所散发的光辉是不受时间局限的。尽管文学现象日新月异,但文学领域里一些最重要、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作品都已做了极好的,甚至是终极性的回答。因此,不管是哪个时代的文学事业的继承者,都应是这些永恒星座的忠诚卫护者和终身性的仰望者。我们前面说到了白先勇出现在文学领域里的种种精神装备,那么最后还必须加一句:这位现代中国作家的精神行箧中还醒目地放着一部《红楼梦》,而且永远也不会丢失。

他说:有人把情感的诚恳当作衡量作品的最高标准,其实天底下大多数人都有诚恳的情感,作家与他们不同的是有一种高能力、高技巧的表现方法。说得更彻底一点,大作品的题材和主题总是带有永恒性,那也就是古已有之的,并且在数量上也非常有限,但小说之所以在今天和以后还会层出不穷,就在于表现方法和技巧不同。因此小说讲究技巧是一种足以决定它存在合理性的基础课题,是小说对自身艺术本位的一种回归。

小说家毕竟是小说家,他把强烈的乡愁不知不觉地隐潜在作品内容中了,他没有用直捷的语言把自已的寻找写成一首诗,但读者们却能从他所有的小说背后读懂:他失落了一首真正的诗,现正驱赶着这一群各色各样的人物去呼唤。

白先勇一般并不对小说中的人物表示愤恨和赞扬,他对他们身上的道德印痕不太在意,而从历史的高度洞悉造成一切的原因并不在他们自身;他只是饶有兴趣,甚至聚精会神地注视着他们身上的历史印痕。能这样,确已到达了一个常人所不能及的境界。就我的见闻所及,在中国现代文学界,不染指历史题材而竟具备如此深重的历史感的,白先勇应名列前茅。

良好的历史悟性,对一个作家来说会变成一种近乎本能的生命冲动,使笔下的一切绾接久远。

于是,时间上的沧桑感和空间上的漂泊感加在一起,组成了这群台北人的双重人生幅度,悠悠的厚味和深邃的晢思就从这双重人生幅度中渗发出来。有的作家也能排除“非人”的干扰而逼视人的命题,却往往陷入一种玄学式的滞塞,白先勇打破了这种滞塞,把自己的人物推入背景开阔的人生长旅，于是全盘皆活。只有在人生长旅中,那些有关人的生命形态的盈缩消长、灵肉搏斗、两性觊觎、善恶互融、客我分离、辈分递嬗,乃至于带有终极性的生死宿命等等大题目才会以感性形式呈现得切实、丰富和强烈,让所有的读者都能毫无抵拒地投入品味。白先勇又不轻易地给这种品味以裁判性的引导,不让某种绝对标准来凌驾于“真实的人生”之上,这又进一步保全了人的命题的恢宏度和无限的可能性,使文学的人可以用自己独特的面貌与哲学的人对峙并存。《台北人》就是这样,不是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方式,而是用地道的文学方式传达出了那种形之于过程的、说不清道不明却又具有广泛裹卷力和震颤力的人生真味。

可是他那双奇怪的眼睛——到底像什么呢?在黑暗里,两团碧荧荧的,就如同古墓里的长明灯一般,一径焚着那不肯消灭的火焰。

万夫人在学日文。万夫人在学茶道。万夫人又在学插花了!还是跟什么京子小姐学的。万吕如珠——那个女人,也懂得茶道、花道吗?弄得一屋子的盆儿、罐儿、壶儿、杯儿——都是从日本买来的,她说,现在日本东西做得不知道多么好!东京战后不知道多么繁华!奇怪,现在日本人的模样儿也变得体面起来了!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万大使要外放日本了似的,连走步路,筛壶茶,也那么弯腰驼背,打躬作揖,周身都沾了东洋婆的腔调儿。

他兴冲冲地掏出他的银行存折给她看,他已经攒了七万块钱了,再等五年——五年,我的娘——等他在船上再做五年大副,他就回台北来,买房子讨她做老婆。她对他苦笑了一下,没有告诉他,她在百乐门走红的时候,一夜转出来的台子钱恐怕还不止那点。五年——再过五年她都好做他的祖奶奶了。要是十年前——金大班又猛吸了一口烟,颇带惆怅地思量道——要是十年前她碰见秦雄那么个痴心汉子,也许她真的就嫁了。十年前她金银财宝还一大堆,那时她也存心在找一个对她真心真意的人。上一次秦雄出海,她一时兴起,到基隆去送他上船,码头上站满了那些船员的女人,船走了,一个个泪眼汪汪,望着海水都掉了魂似的。她心中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这次她下嫁陈发荣,秦雄那里她连信也没去一封。秦雄不能怨她绝情,她还能像那些女人那样等掉了魂去吗?四十岁的女人不能等。四十岁的女人没有工夫谈恋爱。四十岁的女人——连真正的男人都可以不要了。

我打量了她一下,发觉她的身段还未出挑得周全,略略扁平,面皮还泛着些青白。可是她的眉眼间却蕴着一脉令人见之忘俗的水秀,见了我一径半低着头,腼腼腆腆,很有一股教人疼怜的怯态。

有一个哈佛大学刚毕业的美国留学生，宣读他一篇论文，题目是《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那个小伙子一上来便把『五四』批评得体无完肤，然后振振有词地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迷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乱。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便顿时失去了精神的依赖，于是彷徨、迷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精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精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流产了的『文艺复兴』。他一念完，大家都很激动，尤其是几个中国教授和学生，目光一起投向我，以为我一定会起来发言。可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默默地离开了会场——

长官，我跟着夫人到长官公馆来，前后也有三十多年了。长官一家，轰轰烈烈的日子，我们都见过。现在死的死，散的散，莫说长官老人家难过，我们做下人的也是心酸。小姐不争气，长官要出家，我们也不敢阻拦。只是一件事：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一半早进了棺材，长官一走，留下少爷一个人，这副担子，我可扛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