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苦的故事尽管强有力,却远不能为妇女们的生命提供一个充分的叙事框架。它作为唯一的革命自述模式已经将注意力从许多重要问题上移开,诸如革命进程一开始是如何被理解的,又是如何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被记忆、被修改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妇女可以在农村及以外的空间更安全地走动,她们学会了拒绝那些关于女子受到尊敬的观念。如果家庭条件允许的话,她们在1949年之前可能也会遵循着这些观念。她们也学会了将自己过去的故事错记成是一个生活封闭而不是一个得不到保护的故事。这么一来,她们间接地强化了妇女幽闭在家的美德,尽管她们其实是在谴责这种
美德。

1949年之后,党和国家使公共空间变得更安全,与此同时也在那个空间里提倡、颂扬并最终需要妇女的劳动。这是一场伴随着重要沉默的巨大变革。正如接下来的章节会表明的那样,她们曾在解放前的苦难故事中的情形,集体化时期家庭空间内的劳动,以及很大程度上未引起关注的、男人很早离开农事活动并深刻影响了妇女的工作生活这一事实,仍然会在解放后的官方叙述中不见踪影。

我们或许可以为有人走近一户人家,而屋内的女人喊道“没有人在家”,这则逸闻想象一个不同的背景。“没有人在家”在中文里经常用作“家里没人”,意为“没有一个人在家里”。这个故事被用来说明妇女不将自己看成是人。然而,当妇女们讲述自己在1949年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时,“人”字经常用来指男人,“没人”经常用来描述家里没有壮年男性劳动力。曹竹香在解释为什么娘家比夫家宽裕时指出,娘家有两个兄弟,但“这儿是没人”尽管她的夫家有两个成年女人、她的少年丈夫及几个未结婚的孩子。

从这样的语气里听到,“家里没人”的说法便不表示一个女人是在贬低她自己的人格,而是仅仅表明她被扔下,去自己照顾自己。她喊出“家里没人”的时候,可能正坐在织布机前,女儿或儿媳在身边纺线,生产出物品去换取粮食养家或为儿子赚取买丁钱或买回她交给地主的一部分收成。养家都
指望着她。家里没人。

尽管诉苦有诸多不足之处,但它却是一种具有变革性的做法。妇女们采用了这种做法并将之据为己有。诉苦的故事道出了本来可能根本无法用文字形式讲述出来的创伤性事件,并将这些创伤归罪于革命前几十年间扭曲的政治和社会关系。诉苦不再把这些创伤归因于“宿命”,而是将它们放在苦难的过去,鼓励妇女把当下看成是由她们在仁慈的党和国家的指导、保护和鼓舞下的行为塑造而成的。当妇女讲述自己过去的时候,距离实际情况的发生已有半世纪之久,她们对这些苦难的故事给予了极大的投入。甚至对那些从未经历过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的人来说,“封建社会妇女幽居隔绝”的主题也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对压迫的解释。这值得我们去探讨其中的原因。

诉苦故事在一定程度上是歪打正着地解决了伤痛,用受封建禁锢的苦楚去替代在危险环境下奔波劳累的苦楚。当妇女们说封建主义将她们禁锢在家里的时候,她们说的是一种对妇女的社会成规幽居在家她们或许曾经想要过这种幽居,但是贫困却不允许她们这样做。可以说,通过诉苦她们拒绝了一种曾经拒绝过她们的社会规范。与此同时,当她们断言封建主义让她们与世隔绝的时候,她们也声称这种社会规范曾延及她们,她们曾经也算得上是让人尊敬的、有美好品德的女子。这类女子本应该受到庇护,免遭伤害。①

与半个世纪前晚清众多改革者们的看法一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也将妇女的与世隔绝看成是压迫的封建秩序的典型特点。党和国家号召组织者们击退将妇女束缚在闺阁内或娘家后院的封建主义势力。党和国家动用当地干部去让担惊受怕的父母和公婆们相信,女子在非亲属的男人面前出现并不会威胁到她们的品德。党和国家还鼓动新婚妇女们摆脱婆婆们的各种控制,这些控制要么是保护性的,要么是带有不满的,要么则是惩罚性的。接下来的两章会表明,关于共产党在农村地区领导的妇女解放的常规叙述认为,革命使妇女们第一次有了到外面去的机会—去参加会议,到田地里干活,上扫盲课,去别家串门。于是,解放对农村妇女而言,是一场进入此前被禁止的社会空间的运动。
从这些层面上去界定解放必须做的,是忘掉女孩

和妇女们已经是在公共空间里这样的事实,也必须忘记她们并非是由于政权的更迭和国家的号召才突然出现在公共空间内。诉苦的模式强调了以阶级为基础的苦难和剥削,却没有突出以下这些方面:男人的缺席及其同灾难之间的紧密联系,妇女在家里从事的劳动,如果不是妇女纺织许多家庭就无法交税这一事实,妇女们为了不饿死,外出去干农活、卖东西、工作、乞讨、逃避、躲藏或者被卖的频率有多高。陕西妇女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劳动者和经济贡献者,但这一事实被排除在这种强有力的新国家的话语之外。最终,这一事实即便没有淡出个人记忆,也淡出了公共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