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论257赞1.3W浏览67.6
及时且止损郑爷爷,我是小学语文老师。请问我的学生不听话怎么办?
2天前回复
郑渊洁作者
我们经常听到形容一个民族是勤劳”、“善良”、“敢于反
抗”、“勇敢的民族,请问您听到过形容一个民族是听话
的民族吗?如果有人形容某个民族是听话的民族,该民
族不怒怼才怪。孩子是民族的未来。

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故事为中国农村在关键时期的转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报道。这份报道既起到丰富的作用也起到颠覆的作用,不但有充满感性的细节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还提供了新的主题和论点。这些故事表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最近的改革时期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农村妇女未得到认可的劳动。当她们坚持认为她们所记忆的具有美好德行的自我并未随时间而改变。*她们叙述了一个充满艰难困苦的世界,为我们指明了那些尚未被认出和言说的顽固的不平等。在精心塑造记忆的自我的过程中,她们从过去搜寻有用的故事,有力讲述了当前的伤痛和两难的困境。

有关中国20世纪革命中的妇女的学术研究聚焦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对妇女是好还是坏这一最初的关注点。①这一问题虽然重要,却不够,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开始考察在明晰的政策内外,革命具备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所有种种体现:革命对空间的重组,与非革命时间的关系,产生的具体的国家效应,甚至对社会主义累积的策略,都具有社会性别指向。*这样的重新考量可能会迫使我们对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常识性假设进行修正。那种声称革命将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从“内部”领域转向“外部”领域,并认为后者是工作有报酬、政治公开和可获得解放的重要地方的说法值得重新审视。当“内部”领域的劳动无法得到表达一残余、乏味、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消亡—妇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甚至她们自己都无法表述出来,只是在夜间针线活上才会用有关美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然而,副业的消失、孩子的出现及养活他们的需要、大家庭的缓慢解体都使家庭时间的内容在集体化时期发生剧烈变化。妇女生活中家庭时间和运动时间之纠缠表明,那种一般的有关半数农村人口所历经的政治变革的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整的。

如妇女们所讲述的那样,1949年革命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不是通过改变妇女每天所做的工作得以实现,因为妇女一直都做这些工作。它们甚至不是通过抨击旧习俗得到实现:守寡守节只会使像曹竹香这样的新兴领导赢得尊敬。革命改变的是农村妇女工作的环境,消除了一些对安全和生计构成的最恶劣的威胁:征兵和流寇。革命减缓了长期食物匮乏带来的影响,在农闲时节提供种子和短期贷款。20世纪50年代,妇女参与到了雄心勃勃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尝试当中。许多新的行为做法的出现创造了国家效果,产生并重现了区分国家和社会的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排列了农村的空间、时间以及农村妇女的生活。然而,仔细考察这种乐观的进步叙事就会发现其活泼欢快的表述中还包含了其他主题,这些主题中的每一个都至关重要、矛盾,并带有社会性别指向。

第一个主题关系到国家对土地所有制的政策问题。“生活两次变得更好并不是一个无止境进步的故事,而是一个有两个节点的进步故事,它们对农民产生的效果都惊人地相似:50年代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家庭,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土地包产到户。在这两种情况中,家庭都是最基本的生产单
位集体化不再出现在这个进步的版本中。

她们去获得她们关于50年代的故事里,并没有表现出对自己年老体衰的悲悯或哀怜之情,①而是表达出对家庭成员和社会的抗议。社会曾依赖并且要求她们付出大量的劳动,却普遍未认可这些劳动,而现在又逐渐将她们视为负担。这些故事提醒我们,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不仅依靠了妇女在棉田里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还依靠了她们被全盘遮蔽了的家务劳动。它们表明,正如社会主义带有深刻的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一样,对社会主义的多层变革、困难和意义的记忆也是如此。

这些农村妇女们在一个繁荣程度和不安全感都不断增加的时代步人老年。她们的故事在一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乐观态度。她们对1982年后重塑了农村地区的经济改革的许多方面表示称赞,①不厌其详地叙述物质生活如何比50年代要好得多。她们并不为集体的消失而感到遗憾,但她们也没有批判集体。*很多妇女讲述的都是一个“生活两次变得更好”的故事,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另一次是在80年代。在这个故事中,集体化和去集体化都是进步。虽然这些妇女们叙述的事件都表明了政策上的大变动,但她们却讲述了一个总体物质水平得到提高的故事。

妇女进入农业生产、家务劳动的负担丝毫没有减少、孩子不断增多这些可能解释了记忆中皱褶存在的原因,以及为何她们在叙述饥荒后的年代剧对细节的记忆模糊不清。在三年困难时期之后,记忆的社会性别景观基本毫无特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但农业女性化除了为我们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进程及其带来的不同影响提供线索外,还有个原因使得它在全国范围内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的经济主要依赖农业来产生剩余,从而为工业化提供资金。中国大陆学者温铁军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资本的原始积累”。②为这种积累提供了保证的社会性别劳动分工,即除了家务劳动外还将农活分配给妇女的做法,却没有在政治领域有关集体化时期的讨论中出现,这点倒格外引人注目。妇女在田间的劳动解放了男人使他们不但能够去建设工程,还能在“大跃进”之后去发展小型的乡村工业。妇女也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力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构件—在家的劳动得不到补偿,在田里的劳动得不到足够的补偿,却对两个领域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任何的国家口号都未提及,却从1960年左右起便对又国家的经济政策至关重要的一个重要变化是:陕西农业的女性化。①农业女性化通常被描述成是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经济改革时期的一个特征,但其实它在50年代的陕西就已经开始了。②和炼钢、集体大食堂和浮夸风不一样,对妇女参加农事所进行的广泛动员一直持续到了“大跃进”之后的时期。有些男人担任了地里的监管和技术职位。有些虽然没有离开村庄,却在小型的集体企业工作。③还有一些从70年代起就基本上住在城市,当临时的建筑工人。越来越多的农事都由妇女白天完成。夜晚的时间则花在了家务上。

然而,为什么这几十年一直在个人和集体对乡村历史的讲述中缺席?这依然是棘手的问题。这个时间的皱褶,像伦格尔故事里那个一样,是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和事件的叠缩。什么算是一个事件?这些妇女是不是只记得那些重塑了她们的家庭空间的事件,比如大食堂的出现?或许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都突出了那些对个人有深刻影响的事件:两次获得土地,一次是在50年代,另一次是在比这更晚些的时候。人们是不是将改革时期更持久的变革加入到了对早前历史的理解中,并为家庭耕作这种再度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组织农村生活的方式提供谱系?是不是“大跃进”之后实行集体农业的那些年如此波澜不惊,以致它们不会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妇女们宁可忘记掉过去那些贫穷的岁月吗?还是因为集体化时期被抚养孩子、下田劳作以
及各种无偿的易被忽视的生产劳动挤得满满当当,以致停留在记忆里的不过是一段精疲力竭、模糊不清的时间?如一些最优秀的口述历史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遗忘和记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①我们仍在进行的工作是让阐释变得明晰,然后对其意义不明确之处提出问题,虽然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亦无法回答。

妇女如何理解“大跃进”必须从两个途径来寻求答案:一个是从她们讲述的事件,另一个则是从那些她们已弄乱、重组或直接忘记掉的。在B村,在曹竹香这样的劳模的影响下,所有我们访谈的妇女都能说出运动时间的分类范畴,而不会出现太大偏差。但我们不能假定其他的记忆也都是这样。当我们在Z村—靠近省边界的陕西东南部的山区采访时,我们发现了一种以遗忘为标记的记忆景观。①山区人们的记忆并非没有平原地区的那般生动形象。我们已经看到A们谈论解放前的盗匪,谈论婚姻法运动的歌曲,谈论纺织、育儿和大食堂。Z村既不像B村那样是劳模的家乡,也不像T村那样是个“发达”的地区,但这里的妇女们却相继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缩短了的故事她们说,解放之后便是集体化,然后是大食堂。随后,如一个妇女所言,“过了一两年,土地再分回到家庭,后来日子就好过了”。

“大跃进”期间的工作分配是由生产队长决定的,并且不能被拒绝,②然而男男女女大规模移动势必带来的混乱不安和不确定性意味着,违规行为、缺席甚至是集体反抗—整个乡的人都表示反对一一的情况也有可能岀现。与此同时,调集妇女去参与大的工程计划意味着,由于年纪太轻而不知山秀珍那一代人所经历的饥荒和逃亡的妇女们,往往是头一次离开娘家和夫家的圈子。③

*“大跃进”留下了一笔遗产:妇女毋庸置疑地成为了农业劳动力的中流砥柱。社会性别分工依然对“大跃进”至关重要,尽管被认为适合妇女的任务在持续变化和增加。由于男人们先是参加“大跃进”的工程建设,接着进入管理、技术行业和一些小型集体企业,妇女们便接替了他们在田里的农活。本章的一个中心论点是,“大跃进”时期对妇女进行的广泛动员—这在党和国家的文件里已有充分讨论—加剧了长久以来的衣业女性化的趋势,而这一趋势却几乎未在文件中提及。对“大跃进”及其后果进行的社会性别分析表明,农业的女性化巩固了毛时代的农村经济发展,拥护了党和国家的中央积累策略。

许多妇女身处于劳模这一位置,以致我们无法独立于这一位置去理解她们的主体性。随着她们走向生命的尽头,她们仍然用国家曾提供(后来又废弃)的语言去表达她们的自我意识和自己所取得的成就。劳模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如性行为、政治冲突、鲜为人知的忆苦的原因,我们依然无法获得。它们不是在书面材料中未被提及或没有得到完全说明,就是在访谈中未被问及或没有得到回答(尽管不是完全未曾涉及)。尽管高小贤想要回去再一次次进行尝试的愿望(我也持同样的愿望)并没有实现,但是她们的故事对一个在许多其他领域已遭受攻击但在历史学界仍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提出了质疑。这个理念就是,只要我们挖掘得够深,那个具有与公众视野内的模范形象截然不同的内在个人的真正自我就会自己显现出来。

关于妇女劳模的记载通常只是偶尔才涉及劳模的性别。①比如,曹竹香之所以成为劳模,并不是因为她成功地兼顾了照看孩子和田里的工作,也不是因为她明确地提出要将妇女拉到家庭空间之外的生产当中去。她既没有清楚地道出也没有克服那些即使党已经发出了男女要平等的号令,却依然顽固地存在于目常工作和社会期望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又或者,即使她清晰地表述出且克服了这些差异,关于劳模的故事也不会对此作出报道。劳模故事的目标是宣传棉花生产、团体组织和政治忠诚在地方上的成功。虽然妇女进入生产彻底改变了她们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分工领域内的地位,但有关妇女劳模的文字—甚至可能连劳模的主体地位本身—都淡化了那场巨大变革的重要性。

几十年来,这些有名的妇女劳模和其他没那么有名的劳模所领导的务棉小组不但宣传和推广了植棉新技术,还宣扬了一种建立在小组承包制和包产到户基础上的精细的劳动分工。②这些努力不仅得到了农业技术人员和妇联干部的支持,还获得了党和国家提供的物质帮助。一个劳模选出来之后,些利益主体便会蜂拥而至,以确保她的工作计划能成功,各路资源也来确保有良好的结果。例如,中国人民银行和秋香乡里的信用合作社一起合作,确保她的合作社能够及时获得贷款。到1958年,银行已经为秋香的小组提供了27笔总额达3889元的贷款。一份银行报告直截了当地指出的,这种具体的帮助消除了农民那种认为棉花亩产不可能超过一千斤的保守看法。秋香试验务棉小组的第二年,银行拖延了购买农药的贷款,秋香只好用技术站提供的一瓶杀虫剂将就。上级领导发出指示,说以后这种情况不能再发生,银行紧接着便连续贷给秋香的合作社六笔肥料款和四笔杀虫剂款。银行报告里引用了秋香自己所说的话:“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你们对我的支持,一个人本事再大,要实现亩产千斤棉花是根本不可能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