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切尔说的“国家效应”并不是指“由国家产生的效应”—尽管50年代的农村到处是这样由国家产生的效应。他所指的“国家效应”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建构一个看起来似乎在“个人及他们的活动”之间一分为二的世界;另一方面则指“一个同个人相脱离、先于个人而存在并包含和架构了个人生活的迟钝的“结构(国家)”。米切尔接着谈到,这种二元分野是由日常行为习惯造就:重组空间、建立特定的职能和等级、督管、“把时间标记出来放入到日程安排与计划中去”。②


1949年之前的国家通常被看成是侵犯和掠夺地方社区的一种外部势力。50年代,党和国家秩序的建立以及塑造这个秩序的社会习俗或许是第一次以公开并令人难忘的方式贯穿到农村的社区和家庭之中。尽管一个妇女劳模继续住在农村,但她作为国家美德化身的身份使“国家”和“社会”分界的产生成了一个地方性的议题,甚至延伸到家庭空间以内。国家成了一个邻居,甚至成了家庭中的一员。农民比清帝国或动荡的民国时期更关心国家效应。20世纪50年代的党和国之所以不同于之前虽具有毁坏性却更弱小的国家形态,部分原因是重组空间、建立等级、组织监督、重新标记时间这些做法以空前的程度发生在小的农村,并由曹竹香这样的当地干部付诸实施。她代表着“四散的、轮廓模糊的区域”并侧身其间。这个区域是国家效应产生的地方,①也是一个有主体及主体化行为的社会文化矩阵。

半个多世纪以后,20世纪50年代发生的变革已被纳入地方性的叙述和记忆中。关中地区有名的地方劳模曹竹香的故事便属于这样的地方性叙述国家指令跟地方上的情况进行妥协,通过迎合地方上公认的规范和意义获取吸引力。地方妇女劳动模范的存在及她的模范行为方式表明,农村在参与国家新工程的时候必须要接纳熟悉的人和事。考虑到国家将过去对妇女行止得体的要求痛斥为“封建”,那么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竹香作为一名甚至在解放后都拒绝再嫁的、恪守贞节的寡妇的个人情况却增强了她的模范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