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故事中,这个新法接生员带着充沛的服务精神出去接生。这种精神不但为她同时代的接生员所共有,还被国家的出版物所赞扬。接生之后她害怕了。她那带有红十字的医药箱不见了,而她丈夫找到医药箱的地方都表明有什么事很不对劲。她不知道她把医药箱带到了幽冥之界,还接生了个鬼孩子。这本身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越界。尽管她是以个体来经历这种恐惧的,但反映的却是一种古老而强烈的群体恐惧,许多中国的神怪故事几乎都
有与此几乎完全一致的情节。②

然而刘西罕的恐惧还不止这些:她还害怕她的恐惧会被当作迷信遭到批判,因为她已经接受了科学,而且还在村子里积极宣传科学。科学的世界和套关于接生员的旧观念碰撞到一起,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她想进步,想做贡献,不受谴责,她能讲的就只能是科学。所以她保持沉默,或者基本沉默。不久以后,阴魂不散的鬼魅来找她接生,这次就要了她的命。

然而,当农村妇女忆起死于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的刘西罕时,她们的记忆却比官方出版物和内部资料白描的关于安全接生(和统购统销)的内容要复杂得多。尽管农村妇女称赞她新法接生的技巧,但她们也认为刘西罕和所有给人接生的人一样,在婴丿儿出生时会遇到很大的危险。据她们]讲,生产
不仅威胁产妇,对接生的人也同样不祥,新法接生也无法驱除这种不祥。

村里人认为生产时的血污对接生的人和她所接触的人都不吉利。马丽记得自己帮刘西罕接生之后带回家一些黄瓜,但谁都不敢吃:“(人家说)她脏的太太,你没看她做啥去了呀,说笑的说哩,笑哩,拿的东西都没人吃了,我就不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