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有关家庭的著述也颠倒了之前赋予城市和农村的价值意义。20世纪以前,农业被认为比商业更根本、更高尚,农耕家庭代表了社会的核心价值。然而,到了20世纪,许多改革者都将中国的城市看成是形成现代化的地方。家庭领域被认为是放置现代行为的关键节点。一对自由结婚的城市夫妻组成的“小家庭”则是这种家庭领域的缩影。②农村的家庭被认为是深陷在封建思想的泥淖之中,无法达到城市的文明程度。1927年,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毛泽东回应了这些问题,他这一回应后来成了著名的对妇女重担的陈述:“(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③

帝国时代政治思想的核心教条是:通常由妇女在家庭中灌输的价值观是社会秩序和国家运作的基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家庭一点都不私密。帝国晚期的经世文章的作者们无休止地宣扬:妇女手工劳动对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也对国家本身的稳定至关重要。①帝国的官员们既将家庭领域视为他们权力的根基,也将其看作是适合极力歌颂赞美的对象。②

20世纪早期的活动家们颠覆了晚清帝国思想家们赋予的家庭是国家的基石这一正面意义。相反地,他们认为,男人从家里学会了毕恭毕敬,并将这种陋习带到公共领域,使自己成为奴隶似的国民,使中国成为奴性十足的国家。③这些改革者们所描述的“传统”妇女不再是道德的楷模和家庭中不知疲倦的生产者,而是为压迫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封建传统所压垮的人。她们裹着小脚,封闭在家,拒绝接受最基础的教育,经济上毫无生产力。改良者和革命家们自称,他们的任务是移除这些重压,解放妇女作为有教养的国民、劳动者和人的潜能。①从实证经验来讲,这种有关妇女的表述在一些方面(或对一些妇女)是准确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则歪曲了事实。但这种表述转移了注意力,将家庭视为公共恶习的根源,而非公共秩序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