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竹香等劳动模范的官方记载对植棉、与自然作斗争、政治敌人背信弃义等题材进行了生动流畅的记录,但令人费解的是,对有关孩子方面却缄口不提。尽管50年代发行的刊物谈论了如何在农忙季节组织托儿设施, 却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女劳模需要这种托儿帮助,以便发挥她的历史作用。我们如果不赞同那种认为母亲与孩子有着神圣纽带联系的本质主义义论,也不想当然地认为关心育儿是一种“超历史”的定式,那么我们依旧会忍不住将这种缄默看作是国家带来的失败,甚至看作是一种图利忘义的尝试:把妇女宣扬为模范,却从不认可她们为模范角色所付出的物质和情感。总之,这种缄默可以被解读成是进一步追随了长征的错误理念:国家干脆假装妇女的情况跟男子的一样,将女子吹捧成为跟男子平等、一样能够从事艰苦卓绝的劳动。①然而,这样的谴责不管多么让人得到短暂的满足感,从政治上来说是愚蠢的,在历史上也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谴责忽视了女劳模们曾经是如何满怀热情地(现在回忆起来依然不带明显的矛盾态度)承担起模范的职责,也忽视了劳模地位给她们带来的荣誉以及这一地位势必带来的日常工作。

是什么样的感觉结构、记忆组织形态让有些故事的讲述带上了情感和色彩、却同时让别的故事的讲述带上了一种更冷峻的语调?我们知道,对有些积极分子而言,多年来不断的“诉苦”可能已经将她们关于自己苦难过去的故事打磨到了完美的地步。在讲述中,苦难的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另
面,劳模的生活虽然无休止地忙碌,却不带什么戏剧性的成分,也不需要带着特定的情感被反反复复地叙述。然而竹香却没有在“诉苦”的套路上花费什么工夫。虽然1949年后辗转于会议的生活,甚至作为劳动模范的家庭生活,都无法跟她在解放前戏剧性的遭际相比在县城被轰炸时为垂危的丈夫找药,解放前夕把劫掠的士兵堵在门外,但解放后的生活也有其精影的地方:克服在大庭广众之下演讲的恐惧,想办法应对一个难以对付的村民一这个村民往合作社生产的豆腐里撒盐并试图搞破坏。那么,为什么她的叙述如此平淡?这是一种事后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吗?还是一种对那个时期有任何东西构成了“可用的过去”的评估?抑或是一种关于当下的历史?考虑到竹香和其他农村妇女们从对过去的记忆中找回乐观感受的技能,这些乎都不大可能。竹香讲述时冷峻的语调和语焉不详之处,对我们曾认为是单的、我们都冀求获得的原始材料—与一个能说话的下属群体面对面进行访谈一提出了更大的问题。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