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为什么这几十年一直在个人和集体对乡村历史的讲述中缺席?这依然是棘手的问题。这个时间的皱褶,像伦格尔故事里那个一样,是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和事件的叠缩。什么算是一个事件?这些妇女是不是只记得那些重塑了她们的家庭空间的事件,比如大食堂的出现?或许个人和集体的记忆都突出了那些对个人有深刻影响的事件:两次获得土地,一次是在50年代,另一次是在比这更晚些的时候。人们是不是将改革时期更持久的变革加入到了对早前历史的理解中,并为家庭耕作这种再度成为了理所当然的组织农村生活的方式提供谱系?是不是“大跃进”之后实行集体农业的那些年如此波澜不惊,以致它们不会主动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妇女们宁可忘记掉过去那些贫穷的岁月吗?还是因为集体化时期被抚养孩子、下田劳作以
及各种无偿的易被忽视的生产劳动挤得满满当当,以致停留在记忆里的不过是一段精疲力竭、模糊不清的时间?如一些最优秀的口述历史学者们所指出的那样,遗忘和记错本身就是一种阐释。①我们仍在进行的工作是让阐释变得明晰,然后对其意义不明确之处提出问题,虽然其中有些问题我们亦无法回答。

妇女如何理解“大跃进”必须从两个途径来寻求答案:一个是从她们讲述的事件,另一个则是从那些她们已弄乱、重组或直接忘记掉的。在B村,在曹竹香这样的劳模的影响下,所有我们访谈的妇女都能说出运动时间的分类范畴,而不会出现太大偏差。但我们不能假定其他的记忆也都是这样。当我们在Z村—靠近省边界的陕西东南部的山区采访时,我们发现了一种以遗忘为标记的记忆景观。①山区人们的记忆并非没有平原地区的那般生动形象。我们已经看到A们谈论解放前的盗匪,谈论婚姻法运动的歌曲,谈论纺织、育儿和大食堂。Z村既不像B村那样是劳模的家乡,也不像T村那样是个“发达”的地区,但这里的妇女们却相继地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令人费解的缩短了的故事她们说,解放之后便是集体化,然后是大食堂。随后,如一个妇女所言,“过了一两年,土地再分回到家庭,后来日子就好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