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妇女们所讲述的那样,1949年革命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些新的可能性不是通过改变妇女每天所做的工作得以实现,因为妇女一直都做这些工作。它们甚至不是通过抨击旧习俗得到实现:守寡守节只会使像曹竹香这样的新兴领导赢得尊敬。革命改变的是农村妇女工作的环境,消除了一些对安全和生计构成的最恶劣的威胁:征兵和流寇。革命减缓了长期食物匮乏带来的影响,在农闲时节提供种子和短期贷款。20世纪50年代,妇女参与到了雄心勃勃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尝试当中。许多新的行为做法的出现创造了国家效果,产生并重现了区分国家和社会的模糊地带,这个模糊地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排列了农村的空间、时间以及农村妇女的生活。然而,仔细考察这种乐观的进步叙事就会发现其活泼欢快的表述中还包含了其他主题,这些主题中的每一个都至关重要、矛盾,并带有社会性别指向。

第一个主题关系到国家对土地所有制的政策问题。“生活两次变得更好并不是一个无止境进步的故事,而是一个有两个节点的进步故事,它们对农民产生的效果都惊人地相似:50年代的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家庭,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将土地包产到户。在这两种情况中,家庭都是最基本的生产单
位集体化不再出现在这个进步的版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