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学家来说,这些故事为中国农村在关键时期的转型提供了更为全面的报道。这份报道既起到丰富的作用也起到颠覆的作用,不但有充满感性的细节和强烈的情感色彩,还提供了新的主题和论点。这些故事表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最近的改革时期经济空前发展的基础,都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农村妇女未得到认可的劳动。当她们坚持认为她们所记忆的具有美好德行的自我并未随时间而改变。*她们叙述了一个充满艰难困苦的世界,为我们指明了那些尚未被认出和言说的顽固的不平等。在精心塑造记忆的自我的过程中,她们从过去搜寻有用的故事,有力讲述了当前的伤痛和两难的困境。

有关中国20世纪革命中的妇女的学术研究聚焦的不再是党和国家的政策对妇女是好还是坏这一最初的关注点。①这一问题虽然重要,却不够,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开始考察在明晰的政策内外,革命具备社会性别特征和指向的所有种种体现:革命对空间的重组,与非革命时间的关系,产生的具体的国家效应,甚至对社会主义累积的策略,都具有社会性别指向。*这样的重新考量可能会迫使我们对关于中国革命的一些常识性假设进行修正。那种声称革命将妇女解放出来,使她们从“内部”领域转向“外部”领域,并认为后者是工作有报酬、政治公开和可获得解放的重要地方的说法值得重新审视。当“内部”领域的劳动无法得到表达一残余、乏味、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消亡—妇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都消失不见了,甚至她们自己都无法表述出来,只是在夜间针线活上才会用有关美德的语言来形容自己。然而,副业的消失、孩子的出现及养活他们的需要、大家庭的缓慢解体都使家庭时间的内容在集体化时期发生剧烈变化。妇女生活中家庭时间和运动时间之纠缠表明,那种一般的有关半数农村人口所历经的政治变革的故事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