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想知道，如果我能够在财富的庇护下躲避命运的寒风，如果我叔叔的道德之手没有把我引进里斯本的一个办公室，如果我没有把工作换来换去，直到最后随俗高升为一个好样的助理会计、并据此得到一份午间快餐般的刚刚够我生存的工资，我会成为一类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那些不存在的过去一旦存在，我眼下就不可能写出这些文字。这些文字虽然不多，但至少比起我仅仅在白日梦里的所有作品来说，比起那些给我更多舒心情境的白日梦来说，无疑要好得多。平庸是智力的一种构造，而现实，特别是当它是野蛮和粗俗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对心灵的自然填补。
我感觉和思考得很多的是，作为会计的这一份工作真让我感激，它使我得以用前一种存在，否定并摆脱后一种存在。
如果我不得不填写有关早期文学影响来自何处的问卷名录，在第一条虚线上，我将写下Ｃ·韦尔德（19世纪葡萄牙著名现代诗人，一生中大多时候，以小职员的身分谋生，故经常进入本书作者的联想——译者注），但这份名录如果没有V先生、没有Ｍ会计、没有V出纳、没有办公室的小杂役Ａ，整个名录就不完整。在他们名字的后面，我还要用大写字母写下关键词：里斯本。
事实上，他们都像韦尔德一样重要，给我的世界观规定了正确的系数。我以为“正确系数”是一种工程师们使用的方法论（我对它的精确定义当然并无把握），适用于把握生活的数学态度。如果它是这样一个概念，那生活对于我来说，就确如这个概念所指。如果它不是这样一个概念，那么它便代表了生活可能的未来，还有我在这一种蹩脚比喻中未能表达的意向。
当我进入最清澈的心境，考虑我的生活究竟形如何物，我想象它如同一些鲜亮多彩的杂乱碎片——一块巧克力包装纸，或一支雪茄烟的标牌纸环——等待清场的女佣把它们从脏污的桌布上轻轻扫入清扫盘，混入现实的面包屑和面包皮当中。我的生活就显露在那些碎物里，显露在那些既有殊荣的福分、也将宿命于清扫盘的东西当中。神主们在凡间这些抽泣的、无谓的区区碎物之上，继续他们的高谈阔论。
是的，我一直富有，受到宠爱、小心照料以及打扮装饰，从来不曾料想一块漂亮纸片混入面包屑中的一刻。我一直留在幸运的托盘中——“这不是我要的，谢谢你”——然后，我被侍者托回餐柜，在那里直至陈旧和腐灭。一旦我如愿以偿地被启用，我就会被抛进垃圾箱，与那些作为基督遗留之身的面包屑一起，无法想象后来在什么样的星光之下，将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我知道，“后来”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