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属的这一代，生于一个任何人的知识和心性都缺乏确定性的世界。上一代人的消解性工作意味着，在我们出生的时候，世界已经不能使我们把宗教视为安全的提供，把道德视为支撑，把政治视为稳定。

我们诞生在一种极为痛苦的状态里，这种痛苦是形而上的和道德的，也是政治的动荡不宁。前辈们醉心于外部规则，仅仅掌握理性和科学，就毁灭了基督教的信仰基础，因为他们从文本转向神秘学的圣经解释，削弱了真理，把犹太教徒们早期的神学，削弱成一本虚构的神话和传说的选本，使圣经变成了纯粹的文学。他们的科学批评，逐渐发现了福音书上原始“科学”的所有错误和广泛智慧，与此同时，辩论自由也取消了对一切形而上命题、包括对宗教问题给予追究的限制。在一种他们称之为“实证主义”的含糊理论影响之下，几代人批评一切道德，详细查究生活的一切尺度。教条崩溃了，留下的只是不确定性，以及对不确定性的痛苦。很自然，一个文化基础如此混乱的社会，不可能不成为政治混乱的牺牲品。于是，我们梦醒的世界，渴求社会变化，快乐地前进以追求自由，然而自由的意义不可理解，一种进步的观念从未得到过清晰的界定。

当我们父辈以严厉批评，使我们不再可能成为基督徒，他们也同时给我们留下了所有可能性的丧失。当他们给我们留下对一切现存道德规则的不满，却没给我们留下道德和生活尺度的替代物。当他们留下处于不确定状态中的诸多政治问题，却没留给我们相应的精神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的父辈好心地毁灭了这一切，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年代，这个年代仍能指望和借重一些完整性的过时碎片。他们毁灭的一切，还足以给社会注入力量，让他们去从事毁灭，无须注意墙垣的嘎嘎分裂。

但我们继承了破坏以及破坏的后果。

在现代生活中，世界属于愚蠢、麻木以及纷扰。在今天，正确的生活和成功，是争得一个人进入疯人院所需要的同等资格：不道德、轻度狂躁以及思考的无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