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若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更加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占领运动”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第一，运动催生了新的社会运动结构和社会运动网络。香港社会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得以在新的平台上互通有无、积聚力量,为下一次的抗争活动做好准备。第二,运动也是对整整一代香港年轻人的政治灌输。通过这次运动,香港既有的“民主化”和新生的“本土化”论述被传递到年轻一代,并被逐步激进化,势必成为未来特区管治的重要影响因子。第三,运动完全破坏了香港社会同特区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进一步摧毁了香港社会的泛民主派以及受到泛民影响的青年群体同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尤其在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的深入民主化改革受到阻滞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占领运动”之后特区政府的施政将会极为困难,而重建中央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又谈何容易?

第四个新情况是如“占领运动”那样自残式抗争行动的发生,令中央政府对香港社会是否有意愿及能力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存在疑虑。随着香港社会针对中央权力的对抗行动升级到自残式阶段,这些运动对国家发展利益造成损害甚至破坏的潜在可能性大大增加。香港是中国境内一个历史自然形成的自由港和金融中心,中央政府始终尊重这一地位。但若香港希望成为中国经济体系的一个国家级金融中心,尚需得到中央权力的政治背书。这一背书的前提就是香港能够妥善发挥其在国家整体发展中的特殊作用,能够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和利益,能够成为中央权力足以信赖的经济重镇。但随着自残式的抗争行动的发展和香港社会迄今为止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国家认同本身的“离心离德”,使得北京对于香港是否能够在未来做到不损害、不破坏国家的发展利益都充满疑虑,更遑论促进和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如前所述,2014年北京决定把原定于香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政部长会议改在北京召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权力在这一方面的顾虑。

基本法兼顾两者的差异,通过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了三种重要的解释程序:第一,该条明确规定基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基于其宪制地位,对基本法拥有绝对、完全和最终的解释权,并不需要香港特区的任何机关或官员提出申请、动议或请求。第二,该条款也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特区法院在关于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在后来引起人大释法的“吴嘉玲案”终审法院判词中,法官们亦认为“自行’二字强调了特区的高度自治及其法院的独立性”。第三，该条款还进一步规定,香港特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基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以进行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

作为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组织形式,“港人治港”从
开始就具有自身的界线——它既不是香港独立,也不意味着北京对于除国防、外交之外的治港权力的放弃。

“港人治港”方针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北京对老一代香港工商界代表人士的信任和倚重上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媒体等同为“富商治港”。这一方面是由于老一辈香港工商业界代表人物在长期以来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交往增进了彼此的信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是源于中共领导人对于香港殖民体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完备的认识。在八十年代的中共领导人看来,既然香港奉行资本主义,那么只要做好资产阶级的工作就可以令整个香港社会的管治平稳顺畅。

香港社会独特的集体社会心理是同这个城市在上世纪及本世纪的历程无法分开的,它来源于香港社会的共同记忆,也是构成香港社会集体身份的认知基础。不能不说,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香港社会集体心理的不少构成要素对于未深入了解这座城市历史的人来说已经过时,甚至可笑;然而,作为社会共同体所分享的记忆和情绪,改变起来是非常缓慢的,不可能随着政治情势的变化而发生暴风骤雨式的剧变。在理解和处理香港政治困局的过程中,如果不承认甚至无视香港社会现实的集体心理和共同记忆的存在,将会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实际上,19997年以来香港政治中曾引发社会争论和分裂的主要议题,无不与香港社会复杂的集体心理图景之间存在着重要关联,为政者不能不察。

总而言之,未来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度越高,香港在国两制”之下享有的自由度和自治空间就越大,中央对香港的管治就会越以繁荣稳定为主要目标;反之,则“一国两制”之下的自治空间就会被大幅度收缩,对香港的管控就会更以确保国家及政权安全为主要目标。不出意外的话(如香港发生重大内乱致使“一国两制”被提前终止),“一国两制”在香港未来几十年的贯彻落实,基本上会循此路径发展。因此,“一国两制”发展到今天,香港的“治”与“乱”、“兴”与“衰”乃系于香港社会一念之间的选择:是承认中国的主权,对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保持尊重,从而在“一国两制”架构下寻求最大的自治空间,并保持香港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变;还是一意孤行,逆潮流而动,不断挑战北京的管治杈威和主流的政治秩序,最终成为整个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异己力量”或“反叛之源”,并因此不得不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治管控——这是香港社会在后“占领运动”时代所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大议题。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在八十年代宣示对香的“急冻式”回归政策,反映了北京对香港华人社会——特别是本地精英阶层—的高度政治信任和期待。在北京领导人看来,港英殖民统治的终结和香港主权复归祖国,将会自动完成所谓“人心回归”的过程。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同世界其他殖民地人民一样,香港人身为炎黄子孙,就内心而言应当是痛恨外族统治、渴望回归祖国的。因此,在北京看来,中央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不需要下大力气重塑港人的政治认同,因为这将不过是香港人在身份认同上的一个自我“拨乱反正”,是对历史错误的纠正。而回归后的港人也自然而然会成为“自家人”,自家人好说话。中央领导层虽然反复强调已预料会有某些与港英殖民政权利益关系密切的中上层人士有可能在过渡期或者回归后继续“反中”、“搞事”,但对香港华人社会在集体心理和政治认同上总体靠近中国这一点是具有高度信心和期望的。

一个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离散多年的现代都市,要重新整合进政治主体的制度体系和宪法秩序,同时又要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这本身恐怕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和最艰深的政治难题之一。这难题,终究需要北京和香港一起努力才能给出最好的解答。

香港问题发展至今,种种的症结集中于三个主要方面:其一,香港社会无法从历史优越感中解脱出来,直面中国崛起的新现实。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以不同形式呈现在政治层面,其中一些会异化为极端的“反中”情绪并激进化为“港独”思潮,严重妨碍了香港社会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与北京建立政治信任的可能性。其二,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认知存在过高想象,对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安排下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怀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其三,北京为了保证香港顺利回归而采取的一些政治上优容、经济上扶植的政策,也使部分香港精英人士形成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印象,甚至在行为上形成了动辄以香港的繁荣稳定为要挟向北京予取予求的习惯模式。这种以做生意心态搞政治的做法,是香港政治界的积弊,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不甚吻合。

2015年6月4日,香港几所大专院校学生会的代表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晚会上焚烧基本法,就反映了这一思潮已经初步走上本地政治舞台。这种泛化、激进化和“独化”的社会运动,对于香港社会与北京之间政治合作和政治互信的杀伤力非常巨大,其负面影响势必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显现出来。

总的来说,本地不少政治人物目前尚对北京采用极为短期、现实、投机的观点和方法来处理彼此关系,纯粹的趋利主义和机会主义仍然是香港本地政治社会的主要特色。这种缺乏深层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权力关系显然欠缺扎实的政治基础，不可能有利于香港的长治久安。

在现代政治生活中,话语权( discursive power,)和政治“议程程”设置权( agenda setting)是两项重要也是基本的管治权力;而在香港政治中,北京于此两方面都始终处于极为被动的局面。在香港,代表北京官方声音的《大公报》、《文汇报》等报刊往往被本地社会标签为“左报左刊”,遭到长年累月的丑化和妖魔化,无法在舆论空间取得任何主导地位。在政治议程设置上,香港的本地政治力量、本地媒体彳往往可以通过制造新闻和发动社会运动,不断设置甚至制造香港社会的关注议题,而港府乃至中央政府往往只能被动应对,鲜有接招能力(遑论政治上主动出击)。话语权和政治议程设置权上的不平衡,使得北京对香港的管治缺乏社会舆论基础,举步维艰。

代表中央政府的政治标志在香港不但未能获得应有的尊崇,香港社会少数人反而以公然侮辱普通话、简体字、内地游客甚至中国国旗的方式,作为他们否认和抵制北京政治权威的最新手段。这一情况与港英时期香港本地居民普遍对代表英国殖民者政治标志物所持有的驯服和仰慕的态度构成鲜明对比。

回归后,京港双方在香港政治的实际运行当中往往对特区的独特性强调较多,而对北京在香港的管治权力强调较少,在某些情况下为避免刺激香港社会,还有意回避中央在港权力的问题。北京对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也一直采取模糊策略,没有划出明确的边界和底线,使得香港社会普遍认为高度自治就是指除了国防与外交事务之外,一切跟香港有关的事情都应该由香港人自行决定——这显然与北京的初衷有相当大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