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任何方面来讲,香港“独立”都是毫无可能实现的极端虚妄的政治狂想。正如《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在博客上评论到的那样：
从台独到港独,都患了历史失忆征候群,或是只有“选择性的记忆,加港大《学苑》的港独论述,强调香港流行文化中的小说与电影,带来“想象的共同体”,可以成为香港“立国”的基础。但香港人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小说与电影的记忆,肯定不能绕过金庸武侠小说和部氏电影,而这些作品的主题都有强烈的感时忧国情怀,绝对不会同意港独的论还。更不要说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青年乐园》,不管是右派还是左派,都将杳港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连接在一起,都要为中华民族的命运作出承担港独的优恨政治违反了人性,(也)违反了两岸三地绝大部分的民意,反了香港人的历史记忆。

第三,香港社会亦有必要逐步建立起民族自信、国家自信。经过漫长酸殖民统治,香港社会对西方抱有微妙的仰慕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回归多年以来,由于香港并没有进行彻底的“解殖”工作,本地华人精英阶层的某些人始终不能放弃以高等华人自居的态度,在西方和中国内地面前都无法以平等姿态不卑不亢地处理彼此关系。北京大学教授强世功曾以精当的语言批评过这一现象。他说:
长期的殖民教育使得香港的部分精英以臣服的心态对西方世界全盘认同,丧失了对香港历史进程的客观判断力、反思力和批判力。他们在自由、平等和民主这些文化价值上,认同香港属于英美西方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他们(包括他们背后的西方世界)根本就抹杀了中国革命对人类平等解放作出的巨大贡献,不承认中国革命在全球范围内对推进民主进程的巨大贡献。换句话说,在文化价值和政治认同上,不少香港精英内心中其实认同英国这个“国”,或美国这个“国”,而不是中国这个“国”。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直接主导了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祖国的谈判,并最终确定了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恢复对香港行使主
权的战略构思。“一国两制”的总体设计亦是基于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所具有的四方面自信第一,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北京曾反复表示具有以
各种可能方式收回香港主权的完全自信,这也是中英谈判的基础,第二北京领导人对于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具有自信,他们相信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内地和香港的经济与制度落差将会极大缩小或者不复存在,在当时而言这是非同寻常的预见。第三,北京对于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继续繁荣不会损及中国内地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自信。第四,北京也对于中国政府能够管控香港的政治发展、“爱国爱港”力量能够管理好香港本地事务具有自信1997年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延续邓小平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思想,落实了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并顺利实现了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立与初步运作。这都是在自信基础上得的重要政治成果。

以“双非”儿童为例,在回归之后的居港权司法争议中,暂且不论法理上的是非曲直,就政治观点而言,北京始终是明确反对给予“双非”儿童居港权,这也是香港司法界和北京在全国人大就有关条款释法过程中的重要争论点之一。这一争论的结果是北京让步,没有推翻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的判决,令出生于香港的“双非”儿童拥有居港权。但当这个判决引起了跨境产子潮之后,香港不少人和某些媒体又倒打一耙,把“双非”儿童问题硬生生说成是北京向香港的“殖民阴谋”。这样正正反反的阴谋论令人哭笑不得。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天,署理四川盐茶道赵藩曾为成都武侯祠撰写过一副含义隽永的名联,被认为道出了中国治道之精要,值得后世揣摩。读者诸君且允许我冒昧地把这对联中的“蜀”字更换为“港”字来结束这本小书: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港要深思。

香港的年轻一代是城市的未来。随着香港的发展,年轻一代已经逐渐从“借来的时间、借来的地方”这样的殖民地思维中解脱出来。香港对于年轻一代而言不再是中转站,而是安身立命的家园。随着本地身份认同的不断上升,年轻一代中的“本土意识”也开始强化,强调“我是香港人”的声音越来越显著。随着“本土派”的崛起,青年一代中的分离主义、政治自决甚至“港独”意识在未来可能不断上升,成为后“占领运动”世代(“九零后世代”)所尊奉的主要政治论述和意识形态。本土主义政治势力和分离主义意识形态势将成为香港政治“新常态”中所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之一。北京与香港青年一代的关系在未来十五年至二十年间向何方向发展,也将决定和塑造未来几十年香港政治“新常态”的主调。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香港政治必然只有在“一国”的核心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的情况下,“两制”才有充分繁荣发展的可能。而坚持领土统一原则、主权治权不可分原则、文化多元主义原则、地方自治原则和国家认同原则这五项原则将构成治港“新常态”之下,中央权力处理香港管治问题的政治基础。

在这样困难的政治环境下,香港政治要走出困局,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建设将成为可以着手的第一步。未来,特区政府的认受性应该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中央信任、民众支持、政绩优良、公平正义。

但是,若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和更加长远的时间维度来看,“占领运动”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第一，运动催生了新的社会运动结构和社会运动网络。香港社会对现状不满的群体得以在新的平台上互通有无、积聚力量,为下一次的抗争活动做好准备。第二,运动也是对整整一代香港年轻人的政治灌输。通过这次运动,香港既有的“民主化”和新生的“本土化”论述被传递到年轻一代,并被逐步激进化,势必成为未来特区管治的重要影响因子。第三,运动完全破坏了香港社会同特区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也进一步摧毁了香港社会的泛民主派以及受到泛民影响的青年群体同北京中央政府的关系。尤其在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产生方式的深入民主化改革受到阻滞的情况下,可想而知“占领运动”之后特区政府的施政将会极为困难,而重建中央同香港社会之间的政治信任又谈何容易?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北京所秉持的这一政治底线大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香港不能以任何形式叛离中国国土。这亦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分离主义行动将触碰中国的政治底线。第二,香港不能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北京重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前提就是后者享有信息自由,因此北京支持香港特区享有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表达、新闻和出版自由。但北京的界限显然是,香港不能在基本法所赋予的各项自由权利下成为颠覆组织的基地、联络站甚至是前进指挥部。第三,香港不能成为内外“反共和反华势力”勾连的避风港,不能成为西方对华发动“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只要北京足以信任香港社会不会触碰这三条红线,并且香港社会亦有相应政治和法律手段对此作出保证,北京所能够给予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化空间,甚至会大大高过今天香港人自己最好的想象。

香港在中国版图中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自然也反映在北京治港的主要关注因素上。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讲,香港是王室皇冠上的珍珠,因此香港是否能够在政治、军事成本最小的情况下为英国政府贡献足够的经济价值,始终是伦敦和港英政府处理香港管治问题的基本考量。实际上在“六七暴动”期间,港英政府曾经反复考虑并同伦敦商讨在局势恶化时即行撤离香港殖民地的问题,并为此制定了绝密的方案。
但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方面,经济上的考虑是次要的一一因为香港并不向北京纳税,也不供养驻港部队,香港对于中国内地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因为自由和法治而受到保障的经济体制,而非什么具体的物质利益。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香港经济自身所存在的深层结构问题。港英和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放任地产财团垄断,造成世界罕见的房地产业独大现象,形成了香港经济十分畸形的发展结构,不但严重制约了香港的创新能力,而且也在社会上形成了炙热“炒”风;赚快钱成为社会风尚,而实体产业则少人问津,最终形成产业的空心化和泡沫化。特别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香港没有能够如同其他发达地区一样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这也大大限制了其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香港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始终没有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即便是港府声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内地和香港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也进展缓慢。实际上,随着香港政治形势的恶化和“反中”情绪的升温,北京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已经逐步采取多通道、全区位的战略,注重分散风险,而并不仅仅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工作限制在香港这个单通道和舞台上。总体来讲,香港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今天已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第一,香港的经济腾飞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与香港人的精明能干相结合的产物,是所谓“可一不可再”的经历。因此,当东西方冷战对抗结束、中国内地也同样走向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全力融入世界市场时,香港曾经独一无二、傲视东亚的竞争力就必然遭逢挑战。第二,随着中国内地快速的发展进步,香港与中国内地在人才素质上的差距也在大幅度缩小,香港的人才优势岌岌可危。如果把内地和香港不同世代的人才进行对比的话,显然可以发现两地人才在受教育程度、国际化视野和专业素质等诸方面的差距均随时间推移在急速缩小,甚至逆转随着八十年代中国留学政策的开放,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中的精英分子远赴西方发达国家深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这些由十三亿人口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经过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洗礼,所焕发出的竞争力是惊人的。第三,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香港担负的中外之间的桥梁作用以及西方企业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角色也被不断削弱。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直接交流快速发展起来后,香港担负的两岸之间中转站的角色亦大为减弱,这都影响了香港作为国际航运和亚洲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

在一个多世纪的殖民统治下,港英殖民地政府作为英国政府的派出机构,在政治和行政上听命于伦敦。虽然殖民地与伦敦之间时有政策上的分歧与争论,但这种争议与英国政府内部不同部门之间的争斗毫无二致,并非某些人士所宣称的“殖民地政府”为香港谋取利益。实际上,在殖民地时期,香港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成本最低的条件下为宗主国产出和贡献尽量多的物质价值。伦敦与港督或者在施政路线上会有所分歧,但在执行和捍卫英帝国这一根本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殖民政府基本没有在地性,也有意同其管治下的本地华人社会保持了相当程度的隔离。
由于港英殖民政府本身就是英国所宣称的“主权”和实际执掌的“治权”的代表和象征,殖民地政府也是英国政府的直属组成部分,伦敦英帝国政府并不需要在香港保持高能见度的存在。但即便如此,英国政府仍然通过对港督和驻港英军司令的任免、英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访港、英国君主的到访、英国国家标志的展示和英国国家仪式的举行等不同方式在香港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不断宣示其作为自我声称的“主权者”的存在。

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取决于香港社会本身。把希望寄托在内地政治现实和国家根本政治秩序的所谓“突变”之上,绝非对香港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态度。试图把“一国两制”这个充分体现政治自信合作和信任的制度安排变为“反中”、“抗共”的武器,更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正是这些不知所谓的政治理念,在过去的十数年间引导着香港政治的公共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大众传媒和青年学生。这是非常不幸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