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不少港人未能认识到“港情”、“港事”和内地社情民意的发展变化也会对“一国两制”的落实形成关键影响。在中央和香港社会的关系上,作用力有多大,反作用力就有多大这条规律对于双方都完全适用。所以不少港人认为无论香港社会做什么、说什么甚至骂什么,北京都必须按照某个他们所认定的公式来严格落实“一国两制”,不得有丝毫偏离;如果政治现实与他们的想象发生落差,便采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思路,通过日益激烈的社会运动向北京要价。但他们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北京拒绝再作让步、或者根本不予置理的时候这个你来我往的政治游戏又如何能够继续下去?京港双方就在这样奇特的行为模式引导下相背而行,已走完整个过渡期和回归初期;如今双方愈行愈远、离心离德,如果这一趋势不被尽快扭转,最终必然将香港政治带人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

同时，回归之后北京对香港民情的重新认识——特别是2003年特区政府就基本二十三条“国家安全条款”立法所引起的轩然大波,以及后来反国民教育运动、反高铁运动等——都使中央政府对于完全“急冻式”回归的效果负面影响产生巨大的疑虑。香港的“人心回归”问题、香港管治的深层问题、港人治港的能力问题等原先被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考虑的政治议题被陆续提上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因为港英时期的一系列制度、政策乃至政府架构都是因应殖民地时期的具体情况而设计、搭建和运作的,这些既有的管治结构未必完全能够适应回归后彻底改变了的政治社会条件,有些甚至成为施政的障碍。实际上,主权和治权关系的改换本身就是极其重大的、具有根本性的政治变化,一个被速冻的殖民地式政治架构断然无法适应这一深刻变化。

但首先,“急冻式”回归着眼于“不变”的方面,却对“变”的方面考虑不足。这一政策有利于保证回归期间的人心安定,但却不利于香港的长期管治。

实际上,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曾差不多将港英时期派驻香港的隐蔽战线力量全数撤回北京,原因就是:回归之后香港都是自家人了,特区政权由港人掌握完全放心,适用于敌占区的隐蔽工作已经全然丧失原有意义,再无存在的必要。长期驻扎香港的原新华社香港分社亦计划进行大幅度人员和编制的裁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