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与“乱”虽属政治的两极,但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跨越。实际上横亘在治乱之间的障碍恐怕就在人的一念之间。1997年以来,中国政府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已经被实践证明是符合香港具体情况、能够保证香港前途与发展的好制度;要改变的,恐怕是香港社会在回归十八年以来对于这一制度的过高期望和扭曲的认知。
首先,“一国两制”是香港特区的建立之基,但绝不能把这个制度误认为是“一国两治”。

再加上回归十八年来北京逐渐积累起来的对香港社会的政治顾虑,在中央层面大的政策方向已经调整的背景下,“一国两制”的最优先目标也逐步从强调维护特区的繁荣稳定转而强调维护国家在港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

根据世界历史的经验，北京认为英国在撤离殖民地时总会留下大大小小的政治“暗桩”,希图在后殖民时期继续控制该地的政治经济精英。在香港,港英政府结柬时将内部不少敏感的政治工作部门改头换面,以其他形式存在于香港社会中,或者安插进商业机构及公民社会组织中发挥作用。1990年,由香港总督卫奕信公布的居英权计划更被视作英国在撤退前夕给未来的特别行政区安插的钉子。该计划提供五万个家庭名额依照《1990年英国国籍(香港)法案》成为英国公民;名额主要给予曾经从事敏感职位的政府公务员,以及对香港有贡献、对香港前途具有重要性的人士,也包括最有能力及动机申请移民的人士。万一香港出现问题,这些人士则可随时前往英国。在北京眼中,这一计划是为未来的香港特区精英阶层提供后盾和退路。在这样的状况下,他们的政治忠诚如何得到保障?而该计划对受益人身份的保密更增添了北京的疑虑。另外,香港社会中一些组织和个人与外国政府(议会、行政机构、情报部门等)的长期联系,也使得北京对其产生怀疑。2014年“占领运动”时期,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多次指出占领行动牵涉外部势力,直白地说出了这一重要研判。

第三,香港社会对于回归后香港加强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产生普遍的抗拒情绪,涉内地的舆论环境极为负面和扭曲。英治时期,港英殖民地政府由于担心香港华人社会民族主义和反殖情绪升腾对殖民秩序可能形成的破坏,有意将香港与中国的广阔内地隔离开来;特别是通过恐共、防共和反共的宣传,在香港本地华人社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之间建筑起心理屏障,造成前者对后者在政治文化和心理上长期抱有抵触和敌对的情绪。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到了中国的政治体系中,但“急冻式”的回归方式决定了两地之间的区隔得到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逐步形成的反中、抗中情绪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随着香港和内地联系的密切化而不断反弹,甚至被增添了新的内容。

第二,香港社会对国家安全立法的普遍抗拒情绪使得北京对于香港的政治安全状况产生极大疑虑。国家安全是北京在香港回归后主要考虑的问题之一。香港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自由开埠,华洋杂处,又曾被英国殖民者经营多年,社会情况和国际联系均十分复杂。同时,香港作为中国境内实行“一国两制”的特殊地区,国际上各种政治势力都在此培植了大量代理人组织,各类本地社会运动也层出不穷。所有这些情况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安全所构成的潜在威胁是北京素来高度关注的。

频频发声的香港建制派人士在北京突然“转軟”让步后都产生被“出卖”的感受,心灰意冷。回归以来,北京在原则性政治问题上的反复让步对己方支持力量所构成的巨大政治杀伤力是难以估量的。这些过往的历史教训,北京后来都曾给予深刻反思。

从某种意义上说,回归之初,北京在政治上的克制不幸地被香港社会解读为软弱,认为只要香港在政治诉求上“企硬”，又能够动员起民众,中央政府就一定会在最后关头让步;上述三次大的政治交锋也基本是以泛民主派的胜利和北京的让步告终。自此,泛民主派力量开始寄希望于同北京的密室谈判和交易,把群众性的抗争运动视作讨价还价和拾高身价的筹码,形成了香港政治的习惯行为模式。这种双方共同造成的思维和行为定式,一方面反映了“一国两制”框架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可塑性和互动性,另一方面也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威造成基础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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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之后,北京在“一国两制”的具体落实过程中,也采取了相当优容的态度,对于香港社会各项表达方式强烈的政治和经济诉求都尽量予以满足,真正以“求稳定”、“保繁荣”为基准目标;但这也在另一方面促成
了香港社会在政治诉求问题上逐步形成“抗争有效”的固有观念和预期。北京在政治上的优容态度体现在20003年国家安全立法争议、2010年政治制度改革争议和2012年的国民教育科争议问题上作出的三次重大的(实际上并非必需的)让步。

总的说来,根据“白皮书”的论述,“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中央政府在香港享有的管治权是一个主权与治权相统一、有法律制度、有实体机构、有管治队伍的完整的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绝非是虚幻的、无中生有的空中楼阁。香港,归根结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直辖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在北京的完全主权和治权管辖之下,既非受保护的“自治领”,亦非独立或半独立、享有“次主权”的政治“异邦”。香港社会要寻求进一步生存、发展和自治的空间,首先就必须坦然接受这个最基本的政治现实。

2014年的“白皮书”第一次提出北京依据基本法对香港享有全面管治权,它也构成了迄今为止北京在主权与治权关系问题上官方立场的系统表述,值得认真对待。

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或免职进行备案。
对于经香港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签署的本地立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基本法第十七条所规定的备案和发还程序仍保留了相当程度的监督权。截至2013年底,香港特区立法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请备案了570件本地法例。基本法第二十条还规定中央政府拥有向香港特区作出新的授权的权力。

在2014年春天“占领运动”蓄势待发以及2015年香港普选争端不断自由化的情况下,代表北京就香港事务发表官方观点的全国港澳研究会会长陈佐洱亦反复提到,香港的政治争端实际上是对特区管治权的争夺战。2015年4月26日,中国新闻社引述陈佐洱关于香港普选争论的谈话：
香港特区的普选之争并不是要不要发展民主、快一点或慢一点发展民主的问题;也不是制度设计宽一点或严一点的问题,实质是管治权的归属问题。特区管治权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兹事体大不容有失。
因此,从八十年代到2015年,历史仿佛经历了一个轮回。当年中英之间业已解决的主权与治权的问题,却在香港回归十八年之后,再次成为北京与香港部分华人精英之间新的政治较量的主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