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香港在历史上作为主要接纳来自内地的避难者的自由港,人口的来源和组成结构亦决定了,香港的第一代移民多数对中国内地的政治权力抱有天然的、程度不一的负面情绪——从厌恶、恐惧到抗拒、反对—并且通过家庭和社会教育将这种情绪传递到年轻一代。香港社会在看待和处理与中国内地关系的集体社会心理背后,深藏着这种具有惯性的优越感和代际相传的仇恨感互相纠结浸染而产生的复杂情绪。这种基础性的社会心理往往是不论意识形态分野,为政治意识形态光谱上处于左、中、右不同位置的香港社会群体所共同拥有。

最后,深藏在香港社会独特的集体心理背后的,还有历史形成的优越感和代际相传的对于中国内地政权的负面情绪。中国内地和香港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百多年间所经历的迥异的历史过程,使得两地之间无论在经济发展、人民生活还是管治素质、司法保障方面都曾存在鸿沟。

再次,与香港特殊的历史进程相联系的还有香港社会对深圳河以北的政治体系所长期抱有的政治帝国幻想。这种政治帝国幻想是多面的、复杂的。它既包括香港作为中国南端的一城对政治母体的依赖,又包括香港自我描画出的政治、文化上的弱者形象与庞大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母体之间在权力关系和相互影响上的不平等与不平衡。香港人的俚语习惯称呼中央政府为“阿爷”,成也“阿爷”,败也“阿爷”。举凡股市、楼市、汇市甚至经济景气的涨涨跌跌,无不被香港社会用“阿爷”来作解释。这种市井的逻辑却真实反映了体积庞大的中国本土在香港人的集体心理中所投射下的倒影。香港人集体心理中的帝国幻象激发出其作为想象中的、受到权力欺凌和威胁的“弱者”的高度自我防护意识。因此,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香港人的思维方式、处事办法以及行为结果无不与面对庞大的中国本土时内心的恐惧和无力感紧密相关。在中央商讨香港回归事宜时,香港中产阶级曾爆发的“移民潮”即是明显例证。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一两年在香港兴起的“城邦自治”、“自主修宪”甚至“独立建国”等思潮,无不是由这一政治帝国幻想所带来的恐惧感在本地政治思潮层面的展现。

正是因为这种对政治权力的敏感,使得香港社会的社群生活极度政治化——不少实际上并不特别涉及政治的社会问题、经济议题甚至民生议题都会被包装上对权力的恐惧幻想,从而被政治化。如京港高铁的建设计划、“双非”儿童、单程证移民等社会和经济问题,往往被认为是“殖民阴谋”、“政治操弄”、“中港融合阴谋”而受到非常政治化的攻击和指责。

其次,二十世纪特殊的历史进程也造就了深藏在香港社会集体记忆之中的受害者心理。香港的华人移民,很多是中国内地历次政治动荡、战争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心理主要表现在持续的不安全感以及对政治权力的高度敏感。这种敏感也可以部分解释香港社会为何在不少时候会给外界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感觉,甚至香港社会有时会如唐·吉诃德般同自己制造的风车作战。

而香港当代社会,从源头讲,除原居民外、就是由这样不同的逃难者组成的环环相扣的社区所构建的。这种集体的难民心态首先是基于对中国内地的恐惧心理,希望与中国内地保持安全距离,并永远保持香港作为政溶经济避风港的地位。
同时,由于这种特殊历史背景,也使得香港社会的集体心理在传统上比较乐于见到内地不好的、落后的一面,而有意忽略内地的发展和变化,以利于自身心理上的安慰和修复。但这种集体心理传承到年轻一代,便造就了香港社会对中国母体实际上总是或明或暗持一定的恐惧和厌恶心理;经过家庭和同侪教育代代相传,最终在二十一世纪形成香港社会与中国内地建立良性关系的重要障碍。

就北京而言,要了解香港政治的困局以及寻找帮助香港走出困局的道路,就需要了解香港社会真正的心结
所在。
在香港社会色彩斑斓的集体心理图景里,首先映入眼帘的必然是香港社会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缘而形成并传承下来的避难者心理。二十世纪中国内地的战争和政治动荡频仍,因英国的殖民统治而得以与内地隔离开来的香港,成为很多战争和政乱受害者逃避厄运的避风港。香港人口的基石就是由这些“逃难者”所奠定。

第三,国家认同的缺失,还严重影响香港人的国际观。国家认同的缺失,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香港社会无法清晰定义自己在国际上的位置以及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香港究竟是中国最繁荣的经济城市,还是亚洲的国际都市?还是不代表任何国家的全球自由港?香港在与外部世界的交往中,究竟是代表中国最现代化的一面,还是仅仅代表自身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经过了一百多年的西方殖民统治后,香港社会如何能够在回归后以平等、自然、不卑不亢的眼光看待往昔的殖民者,仍是一个有待完成的学习过程。在这一点上,香港的某些老一辈政治人物热衷于到西方国家的政府和议会就“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反映情况、争取国际支持的做法实在有待商榷。实际上英美等西方国家秉承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战略,极少对香港政治人物的类似行为作出官方的积极回应,常常也是敷衍了事;但这仍然没有减低个别香港政治人物不断重复这些行为的“乐趣”。香港的回归,由于没有经过“去殖民化”的过程,香港与西方阵营的相互关系始终未能得到厘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对特区管治和国家整体安全的潜在威胁。香港有识之士自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的确,自19世纪中叶香港成为英国殖民统治以来,香港人的政治认同一直都是香江的不解之惑。早期,香港华人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同广东省密不可分、混为一体。在1925年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运动中,在罢工组织的号召下,短短三四个月间就有13万-14万香港工人离开工作岗位返回广东各地,造成了香港一次不小的经济危机,迫使殖民地政府须得向伦敦借债才暂时渡过财政危机。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内地身份的真正区隔,逐渐萌芽于1949年之后。由于两地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差异,特别是目睹“左”的政治路线下发动的一系列群众运动对内地经济和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使得香港人逐渐形成对自身身份认同的最初感知。这种最初的感知,在二十十世纪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腾飞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对于香港前途的大讨论和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对不断形成中的香港人政治认同也产生了较大的塑造性影响。但总体而言,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香港华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始终未能从摇摆和徘徊中稳定下来。这种不确定的政治认同,成为香港政治困局的基本背景。

政治认同已经是塑造二十一世纪人类政治生活的最重要力量之一。政治认同不但决定了我们对政治社群的归属感,而且影响我们对权利、义务、荣誉、正义、是非原则等重要事项的判断,同时也涉及其他人对我们的观念以及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联系。
政治认同对香港人而言从来都是非常纠结的问题,也成为2003年以来香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因素之一。而纠结的核心就是香港和中国内地在政治认同上的相互关系。如两位香港当地学者在2002年的一篇文章里论述过的那样,香港华人社会与中国政治文化母体之间的关系自开埠以来始终“困扰着大部分香港华人”。他们写道：
每当遇上国家大事,如“钓鱼台事件”、“八九天安门事件”、北京申办奥运等时刻,他们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华人自然是中国人；但当涉及另外一些情况,如香港推行的资本主义制度，民主人权等，他们又自觉与大陆有别，认为自己是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