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个侧面看,港府在“自由行”政策上的操作也反映了“港人治港”背后若隐若现的本地工商业利益对特区政府的俘获。以港人为主组成的特区政府,不是顾及绝大多数港人的利益,而是把政策重心毫无顾虑地放到大商家、大财团一边。这既有港府从殖民地时期一脉相承的执政思路的影响,也不排除个别香港本地高级公务员存在个人私利的考量。廉政公署和香港媒体后来揭露出的高级公务员贪腐案件似可成为相关注脚。港府的这些政策行为,不仅未能使得香港社会普遍受益于中央的惠港政策,反而加深了香港市民对内地和内地人的反感和抗拒情绪,并间接影响到香港市民对于“一国两制”的支持程度,其引起的政治后果是十分消极的,对中央政府在香港的政治威信也造成了损失。但无论责任属谁,这些回归以来极不愉快的集体体验,使得香港社会对中国内地的负面情绪日益增长则是不争的事实。

香港社会围绕着“自由行”问题的大量争议,主要显示了“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背后隐藏的问题。应该说,北京在回归之初始终坚持保留两地人员往来上适当的区隔是有先见之明的做法,也有利于保持香港社会在回归后的稳定。但港府在力主开办“自由行”政策时,显然仅仅从经济利益层面估算游客消费可为香港走出经济衰退作出的贡献,却没有考量这政策所蕴含的深层次的社会和政治后果。无论如何,香港在开埠以来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始终未曾同中国内地发生过如此大体量、高频率的人员往来和交流。在决定开放“自由行”这道闸门前,特区政府是否考虑过香港公共设施的承受能力?是否考虑过香港市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否估算过“自由行”客流对香港居民生活的影响?是否计划过针对可能发生的两地矛盾应如何疏导和化解?是否研究过香港本地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社区空间应如何保持?

实际上,中央政府和内地地方政府当年对于开办和扩大香港“自由行”一直抱有较特区政府更为谨慎的态度。据立法会议员方刚披露,2003年在港府要求中央政府开放自由行时,主管副总理吴仪“也曾对香港的承受能力感到担忧”。方刚回忆说,吴仪当时表明自由行政策“易放难收”质问香港能否负荷。但当时港方“没有深刻去想这句话,因为当时我们很饿,最重要是你放人进来,让我们的生意兴旺一点”。虽然存在各方面的顾虑,北京仍本着尊重“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原则,从保证香港的繁荣稳定的大局出发,对港府的相关建议均给予了首肯和支持。但后续情况证明,港府在提出这些建议时,无论是政策还是行政上的准备都是欠缺的,对这些新的政策可能引|起的社会后果也存在严重的估计不足,由此而对内地与香港关系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是非常不幸的。

回归后特区与内地之间越来越密切的人员往来,更直接地体现在来自中国内地的旅行团和自由行游客的急速增加上。内地游客的增加,竞然成为香港反中情绪的一个主要发泄口,恐怕是特区政府始料未及的。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位的。在港英时期,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保持了不对称的隔离。一方面,香港普通市民前往内地几乎不受到什么极少量的单程证名额限制;另一方面除极少量的单程证名额之外,内地居民基本无法移居香港,即便是因私或因额公前往香港,也必须经历极为严格及繁琐的审批程序。回归之后,从保证香港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连续性的角度出发,中央政府无意对人员往来上的不对称作出改变。据统计,2002年,香港前往内地旅行的人数达5565万，而同内地居民访港人数仅为683万，仅占香港居民访问内地人数的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