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港人治港”的另一个隐忧是本地政治人才在国家认同度和政治忠诚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在港英的长期统治下,殖民地政府在香港精英阶层中——尤其是公务员系统中——进行了长期有效的政治忠诚度的灌输和训练。在香港回归之后实行的“港人治港”必须是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因此,处于各行各业的治港人才是否能够抛弃旧有的对于殖民地体制的政治认同,而建立起对于新的主权者和新的政治秩序的认同,需要一个过程,其结果也需要经过现实政治生活的考验。2003年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香港公务员队伍的国情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治港队伍在国家认同方面的情况在改善之中。特别是在2014年的“占领运动”期间特区政府的各纪律部队都能够坚守岗位、听从指挥、严格执法,赢得了中央政府的赞誉。相反,某些北京曾给予高度信任的重要商界人士——有的甚至担任了全国政协不同层级的显要职务—却在香港政治生活的关键时刻不听招呼、与中央政府背道而驰,政治上“掉了链子”,这不能不引起北京的警惕。在“港人治港”的总体安排下,香港政治和管治人才的国家认同和政治忠诚问题,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治港人才无论在决策、管治,还是与北京及香港各界进行政治沟通的能力上所存在的缺陷都成为中央政府的重要关注点。2011年7月,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在同香港中学生座谈时就特别表达了这一忧忧虑。据《星岛日报》报道；
王光亚于北京和参与一外交夏令营的学生对话,当回答关于本港深层次矛盾的问题时,指香港“成也英国,败也英国”,在港英政府培训下,公务员团队水平虽高,但只懂得接受和执行命令,“未能培养对香港未来发展,加以政治上设计和长远规划的人才”。他更认为,公务员到了回归后十多年,仍不知道如何当家作主,直言“他们过去是听Boss,现在自己当了Boss,都不知道怎样当Boss,怎样当个Master。

九七之后突然要自己决策了,出现了真空……香港在目前这个时期有很多大的方向、大的方针,香港真是没有办法掌握。虽然表面看很热闹,但是香港实在是幼儿园水平的政治。我们现在能够希望的只是不要留班,希望升班。可能的话得以跳班。但是,我们现在不可以说自己已经到了研究生的水平。

第三,由于“港人治港”原是针对商界精英而言,所以北京本来没有认真考虑过“港人治港”的管治能力问题。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香港开埠一个多世纪以来,本地的华人社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参加到
香港的核心政治和政策工作中去。即使是港英公务员系统(特别是政务职系,即俗称的“AO”)里的华人,也仅是执行力很强,而在更宏观层面的决策能力则缺少锻炼。但更严重的问题是,香港本地华人精英多年以来并没有适当的、能够处理较为宏观的政治问题的机会和舞台,因此在他们之中,既了解国家政治生活,又具有智慧和能力参与国家政治过程的人才很少,这实际上是香港和中央政府的互动一直处于失灵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邓小平早年提出的加强对香港本地华人管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工作,也因为彭定康时期港英政府的坚决抵制,以及其他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而被长期延宕。对本地治港人才在政治能力上的匮乏,香港的有识之士有很清醒的认知。

第二,香港回归后落实“港人治港”方针的另一隐忧则是:本地社会的熟人网络有可能为特区政治带来利益输送和贪污腐败的可能。......在港英统治的后期,殖民地政府特别重视廉政工作,防止政府和商界之间的利益输送。但殖民地政府保持较高廉洁程度的前提是它与本地社会的相对隔绝。殖民地政府的高级官员来自万里之外的英国,任期有限,他们的社交、利益、升迁网络均不可能同本地社会发展出过多瓜葛,因此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绝对)避过传统熟人社会所可能带来的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甚至利益输送等问题。但落实“港人治港”的方针,首先就要求将香港的自治权力从上到下悉数交给香港本地人数很少、彼此联系很密切的精英熟人圈。这就使得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同时处于一个狭小的熟人社会里,使得不同权力之间互相勾连、“益自己人”的可能性大增,而有效的外来制约付之阙如。这对于香港的管治来讲是十分危险的。

但随着香港管治问题在回归后的不断涌现,简单依靠工商界治港这思路显然存在极大的后患。首先,商界治港无可避免会引|起社会对于“官商勾结”的疑虑,在政治学上讲也存在政府被商界“俘获”( capture)的隐忧。这些隐忧有些已经被揭发出来的贪腐个案证明为现实。利益冲突是一个商界治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次,过于依赖商界进行管治,令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执政基础极为狭窄,并有可能丧失社会上其他界别——包括中产阶级和劳工阶层—的支持。再次,商界具有逐利性。当商界小众的利益同社会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又该如何取舍?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香港商界中人本身的政治忠诚也值得推敲—基于商人天然的分散风险的意识,客观上讲,香港商界不少人是采取两面下注的办法,在政治效忠问题上显示出极强的机会主义。这并不有利于香港特区建立起巩固和优化的管治秩序。在“港人治港”的原则下,如何调整工商界在香港政治中的独特作用?如何做到“百花齐放”而不是“一枝独秀”?如何保证在政制改革的过程中保证商界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但又兼顾社会其他阶层的长远和共同利益?这些都是回归以来亟待回答而又难以在一时之间予以回答的重要问题。今天,在香港特区的管治间题上,如何既保证商界的均衡参与又保证施政公平,这是北京和香港都需要面临的重大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港政策设想的逐渐成熟,邓小平也为“港人治港”这个大原则厘定了治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这个前提条件。1982年8月,在会见美籍华裔科学家邓昌黎、陈树柏等人时,邓小平指出,香港的管理,北京不派人,香港自己找人管,香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香港人管理。从此,邓小平几乎在每次提到“港人治港”时都会强调“爱国”这个标准。邓小平认为,只要拥护国家统一、拥护中国收回香港,就是爱国者。1983年4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英关于香港前途谈判的会议上,邓小平专门表示,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应由香港爱国者为主体组成。他还表示,现在就要考虑培养人才,要考虑逐步参与管理。参与管理的只能是香港人,不能是香港新华社的人或北京派去的人。④这实际上排除了当时归属香港新华社管理的香港地下共产党组织在回归后接管香港的可能性。在中英谈判中,“港人治港”原则成为中国政府反对英国“以主权换治权”、“英人治港”方案的重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