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香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之间的政治辩论长期失焦,本应是香港社会讨论重心的本地政策议题却沦为双方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因此,香港的政治话语中,最能引起激烈争论和有效辩论的往往不是那些重要的“在地”议题( local issues),反而是那些香港社会根本无力可及的空洞的国家层面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即使本地政策议题也常常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被无限上纲和泛政治化,得不到专业的深入讨论。最终形成的结果是——除非特区政府主动进行私下政治交易——基本上全部立法会议员都按阵营站队,关乎民生的本地政策问题被作为打击国家政权和现行政治体制的武器和工具。

泛民主派内部也同样是色彩斑斓。从最激进的人民力量到传统上秉承“民主回归”原则、奉行温和路线的民主党,乃至新的代表左翼劳工运动的工党,这些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观点和政纲千差万别,但其共通一点就是始终以中国政权和主体政治秩序挑战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视线中,北京指责他们“逢中必反”虽然尖锐但亦是实情。

如此复杂的内部组成几乎使“建制派”根本无法被称为一“派”,因为它们之间唯一共通的基础就是不反对国家主权、不反对国家的基本制度、愿意同北京沟通—但这实际上应该是所有对香港负责的,思意着眼于本地事务的香港政治力量本来就应做到的最低要求。

其结果是, 泛民永远作为中国政视和基本政治秩序的挑战者姿态出现,从根本上被纳入“政权反对派”的范畴的,而非日常施政和管治的在野党和参与者。由于泛民对自身定位的严重失误,不但使其始终被排除在特区管治工作之外,成为“搞事”的代名词和“永恒反对派” permanent opposition),而且还阻滞了对特区有着更重要意义的本地政策辩论的深人开展。如果这种以对抗政权为心理基础的反对派阵营的构成和定位没有改变,香港政局是没有可能走出困境的。

建制与泛民之间的二元对立和对抗成为杳港政治的结构性因素、亦为香港政治困局的主要源头,值得认真观察。总体而言,香港政治这种以反政权的基础性政治对抗为基调的二元对立结构是极为荒谬的。主要原因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所谓“建制派”与“泛民主派”之间的划分标准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在现代政治体系里,出现相对保守阵营和相对自由阵营的对立本来是选举政治的常态,但这样的阵营区分,通常是“议题主导型”,即:双方阵营的差别主要体现在针对各种具体政策议题的不同政纲。比如究竟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增税还是减税、福利优先还是效率优先、支持堕胎还是反对堕胎,等等。
议题主导型的政党分野格局有利于选民在复杂的现代政治生活中作出较为便捷的判断和选择。但现代政治体系的政治阵营区分除非是在革命或者政变等特殊情形下——鲜见以对政权和政治体制的根本态度来划分界线。特别是在现代议会制度下,更少见主要反对党是以推翻现行体制、拒绝承认政权为政纲的。但不幸的是,香港对于建制和泛民的区分,基本是根据不同政党对于国家主体政治秩序的态度,以及对于国家根本政治制度的态度—即所谓“爱国爱港”问题来划分,而非基于对香港本地事务的不同政纲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