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双非”儿童为例,在回归之后的居港权司法争议中,暂且不论法理上的是非曲直,就政治观点而言,北京始终是明确反对给予“双非”儿童居港权,这也是香港司法界和北京在全国人大就有关条款释法过程中的重要争论点之一。这一争论的结果是北京让步,没有推翻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的判决,令出生于香港的“双非”儿童拥有居港权。但当这个判决引起了跨境产子潮之后,香港不少人和某些媒体又倒打一耙,把“双非”儿童问题硬生生说成是北京向香港的“殖民阴谋”。这样正正反反的阴谋论令人哭笑不得。

更明确地说,能否建立政治信任就取决于香港社会是否能够建立中国的国家认同、接受国家的政治秩序、承认国家的管治权威、维护国家的安全利益和尊重国家的代表标志。国家对香港的政治信任由此五个方面得以衡量,而高度自治的空间大小即由政治信任的程度高低决定,两者之间是正比例的关系。解开香港政治乱局的金钥匙即在此处。

第一,香港特区实行“高度自治”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这也是北京眼中特区政治运作的政治底线和政治高压线,任何时候都不可触碰。第二,北京在香港行使统一的主权和治权,主权和治权既不存在分割,也不存在让渡。所有幻想北京仅在香港行使如“英联邦”架构下的“象征性主权”或“抽象主权”,而将实质治权完全让渡于香港社会的人,实际上都未能从中国的政治传统出发认真思考这一问题。第三,北京尊重香港拥有同中国主体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保留和延续这些独特性正是高度自治的题中应有之意。第四,高度自治秉承中国传统赋予政治边陲地带较高自治空间的一贯做法,把管治本地事务的工作主要授权给当地社会来自行完成;除非损及国家的安全或利益,中央权力不作干预。第五,中央权力对高度自治地方的总体要求仍是国家认同问题。高度自治地方是否能够建立起统一的、稳固的国家政治认同,是政治核心和政治边陲之间互信的根本基础,也是高度自治得以健康实施的前提。没有巩固的国家认同,就不可能产生政治互信,亦就不会有切实的高度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