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北京的底线关切被香港社会切实回应、中央在港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被有效保障、香港华人社会的中国国家认同被逐步确立的情况下,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才有可能迈向新的阶段,获得更大的空间。

然而,意料之外的是,在香港回归十八年后,恰恰是作为落实“一国两制”的基础性条件的京港之间的政治信任已经被遍地开花的、对抗式的“反中”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破坏殆尽。在新的形势下,要重建北京和香港之间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的政治信任谈何容易?但无论这目标多么困难,香港社会亦必须认识到,未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贯彻与落实均系于两地之间的信任;没有信任,这些既定的安排或者被迫收紧,或者在最坏的状况下被迫取消,对于香港来说都是非常严重的后果。毕竟对于权力中心来说,领土的完整、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安全才是更重要的优先事项,它们的权重远远高过某个边陲地带的繁荣、稳定或者自治空间。

2014年爆发的“占领行动”和其后部分激进社会运动人士和青年学生提出的“勇武抗争”路线,把1997年以来香港社会处理与北京关系的对抗性做法又升级到一个新的层次。这个新的层次的基本逻辑是“自残”,
亦即通过自我破坏甚至自我毁灭—主要是瘫痪“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运作——来向北京施加压力,力图实现政治上的诉求。

以“双非”儿童为例,在回归之后的居港权司法争议中,暂且不论法理上的是非曲直,就政治观点而言,北京始终是明确反对给予“双非”儿童居港权,这也是香港司法界和北京在全国人大就有关条款释法过程中的重要争论点之一。这一争论的结果是北京让步,没有推翻终审法院在“庄丰源案”中的判决,令出生于香港的“双非”儿童拥有居港权。但当这个判决引起了跨境产子潮之后,香港不少人和某些媒体又倒打一耙,把“双非”儿童问题硬生生说成是北京向香港的“殖民阴谋”。这样正正反反的阴谋论令人哭笑不得。

回归后,香港社会在处理京港关系问题上的对抗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第一,1997年以来,香港社会始终没有厘清“一国两制”的内外界线,没有理解“一国”与“两制”的关系,拒绝进行国家政治认同的建设。第二,香港社会始终对中国主体的政治秩序持有敌视态度,没有接受国家主体的政治秩序,始终作为国家根本政治制度挑战者的面目出现。第三,香港社会对“一国两制”安排下的高度自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北京在港的实质性主权和治权始终无意给予尊重。第四,香港社会始终未能在维护中国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表现出足以令北京信赖的积极姿态。第五,香港社会对于国家统一的语言、文字和代表性标志的疏远、敌视态度始终未能得到改善,而且有代代相传的趋向;而这种对中国国家文化标志的敌视态度,与近年来某些香港社会运动人士在公开活动中大肆挥舞港英时代殖民地政治旗帜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