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和驻港机构主要官员的历次发言均清晰体现出,中央在港新的底线关切已全面转变为政治报告中所界定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这三个要素也势必成为将来相当长的段时间内北京分析香港局势和调整对港政策的关键考虑。国家的主权包括国家在香港的领土、领海和领空主权,也包括中央在香港依法享有的治权不容损害和“虚化”。

第三个新情况是“反中”情绪的蔓延和激进化。如本书曾论及,香港社会针对内地社会的敌视、疏远和歧视的情绪由来有之,与两地之间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曾经存在的落差不无关系;但总体来讲,在回归前和回归初期,这种情绪尚未超过中国内地经济发达大都市居民对外来人口反感情绪的程度和界线。然而,近十年以来,在本港和海外政治势力的操弄下香港社会的“反中”情绪已经超越了北京所能容忍的底线。部分香港市民把内地游客肆意丑化为“蝗虫”、打出“我不是中国人”的标语,并公然在公共场合骚扰内地游客,报纸媒体也刊登所谓“驱蝗”广告等,这些以地域为标准、公然侮辱特定族群的行为在任何文明地区都是会受到公众舆论谴责的行为。这些行动近来已升级为公开冲击解放军军营的对抗政权行为,“港独”势力打着“本土派”旗帜也沉渣泛起。这些公开的“反中”行为在特区大行其道,自诩为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教育的香港社会似乎也默许了这些违反基本社会准则和触碰“政治高压线”的“反中”行为,除少数建制派人士之外,少有看到对这些行为的公开批评。特别是以自由主义自诩的香港本地知识界对这些公然的“仇恨”话语和行为的沉默更令人感到惊讶。自然而然,这些新的情况不但使得中央政府对香港产生新的政治疑虑,而且令中国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中的年轻一代逐渐开始对香港产生极为负面的观感。这些顾虑、观感和印象必然会渐次在北京的对港政策上有所体现，对香港的未来影响将十分深远。

第二个新情况是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如上所述,中国政府处理政治边陲问题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国家认同原则。在政治边陲社会是否能够建立起统一的、稳固的国家认同,是中央权力衡量边陲社会政治忠诚度的标尺之一,也是中央权力对该边陲地带建立政治信任的依据。国民身份的教育,是从东方到西方所有国家都必须进行的工作。同国家安全立法一样,香港的“国民教育”是建构国家认同的途径,是中央在香港的核心利益之一,也是香港社会对于政治中心的政治和道义义务,以及香港高度自治的前提。没有国家认同的建立,便不会有政治信任的基础,高度自治和民主化的空间也会十分狭窄。2012年,香港社会大规模动员反对港府“国民教育科”的开展计划,在北京看来是对“一国”的国家认同的抗拒,也标志着香港社会对权力中心依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敌视。在中国政治的概念里,如果“一国”这个基本的前提都无法得到保障,那么其他事情自然也无从谈起。香港社会抗拒国民教育的动员和行动过程,进一步加深了北京对于香港社会政治认同上的忧虑。

允许香港特区以“自行立法”来处理国家安全问题,其目的乃是力图在最大限度上保证香港的法治延续性,求得维护香港法治传统与保障国家安全关切之间的统一。因此,落实国家安全立法是香港顺利落实高度自治的必要条件,也是香港社会无可回避的宪制责任。2003年,香港社会以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反对及阻挠这一立法工作的完成,甚至导致本来“无悬念”支持北京的本地建制派的深度分裂,这不但未能使北京关于国家安全的关切得到切实回应,反而大大加深了中央政府对于香港社会在政治可信度方面的疑虑和香港有可能成为对华颠覆活动前进基地的隐忧。

这些措施之一,是在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相应决议,确定了中国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与要求。在中国的坚持下,第27届联大会议批准了在中国建议基础上而形成的非殖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了香港和澳门,这样就从国际法律上确认了中国对港澳地区的主权,为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怀抱打下了第一块基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层对于香港的底线关切是存在一个变化过程的。在毛泽东时期,中国领导层对港奉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中央的底线关切是,香港作为中国通向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市场的重要通道的地位和作用能否得到维持。正是在这个底线关切下,中央政府采取了对港澳暂时不动、充分利用其独特地位的办法。毛泽东曾明确指出:
至于香港,英国没有多少军事力量,我们要占领是可以的。但过去有条约关系,小部分是割让的,大部分是租借的,租期是九十九年,还有三十四年才满期。这是特殊情况,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们现在就控制它,对世界贸易、对我们同世界
的贸易关系都不利,我们暂时不准备动它。
当然在关涉港澳领土地位、主权归属的问题上,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仍然采取了有效措施，为将来港澳回归祖国做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