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治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要顺利落实,甚至不断扩宽“高度自治的空间,必然的前提是香港社会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政治信任。但另一方面,部分香港政治力量坚持把“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看作是对抗北京
“反中抗共”的武器,并将此付诸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这反而引起北京的疑虑和对香港政治管束的进一步升级。这两方面的内在矛盾构成了高度自治过程中的内生张力。要解决这个矛盾,关键还在于香港泛民主派的念之间。如果“泛民”不能改变其对于高度自治的不切实际的想象,不能在“一国”原则上建立起同北京的政治互信,并将自身转型成为承认国家和特区总体政治秩序的“忠诚在野党”,他们或者会被香港选民所直接淘汰,或者会在新世代的压力之下变成激进的政治秩序破坏者。在那样的情况下,香港的民主运动其实并没有未来。

香港的泛民主派,如果继续把自己定位为中国中央政权的挑战者和颠覆者,甚至政治“异邦”的构建者,而不是“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本地自治事务的讨论者、批评者、监督者和合作者,不仅会令其自身逐渐消逝于历史的宏大进程之中,而且有可能葬送“一国两制”下香港本已享有的高度自治。

第一,高度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为香港在回归之后能够保持其独特性、保留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生活方式而制定的政策。它不应该也不可能反而成为一个“反共”和“反中”的武器。第二,高度自治不是呆板的契约,而是特殊及灵活的政治安排。其程度高低、范围宽窄、形式变化的调整权操控于中央权力之手。另一方面,北京亦从第一天起就在一国两制”的框架内准备了大量的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以便将来行使这样的调整权,“备而不用”不等于“不用”。第三,从北京的角度看,高度自治限于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自治事务范畴,对高度自治的实施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因而中央始终保持对“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依照法定程序进行监督的权力。因此,香港泛民主派在政治上希望用北京亲手制定的“一国两制”政策来实现反对、抗拒甚至颠覆北京权利的观念，在逻辑上是严重不自洽的。

如前所述,“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框架下的两翼。与“一国两制”一样,高度自治本身也是一个极富弹性的空间。它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在北京看来,高度自治从来都不是完全自治,更不是中央只行使所谓“象征性主权”的自治;高度自治是北京为管治香港这个特殊的政治边陲而作出的特殊政策安排。而在这一框架之下,香港社会自主性的高低必然取决于中央权力对香港的政治信任程度。要与北京重新构建高度信任,香港社会就需要首先在建立国家政治认同、接受国家政治秩序、承认国家的管治权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尊重国家代表标志这五个方面做好应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