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国两制”的未来取决于香港社会本身。把希望寄托在内地政治现实和国家根本政治秩序的所谓“突变”之上,绝非对香港的前途和命运负责的态度。试图把“一国两制”这个充分体现政治自信合作和信任的制度安排变为“反中”、“抗共”的武器,更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正是这些不知所谓的政治理念,在过去的十数年间引导着香港政治的公共讨论,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大众传媒和青年学生。这是非常不幸的局面。

第四,“逢中必反”的舆论环境得到根本性转变。香港是享有高度信息和表达自由的地区。在回归之前,由于香港社会习惯性对内地妖魔化的心理和殖民地政府长期的“拒共”宣传,使得香港的舆论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扭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若论“反中”、“反华”言论发表的密度和数量最高的地区,香港应“当之无愧”地居于前列。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香港社会的大众媒体以竞相报道中国内地的阴暗面为已任,“逢中必反”,对中国内地的方方面面极尽妖魔化之能事。当然,对负面新闻的关注是大众传媒的天性;但是,如此集中地对自己的主权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进行“轰炸式”的丑化报道,这是世界罕见的。出于爱护香港的自由法治和独特性的善意,1997年以来北京对此保持了极大克制。但如果这样的舆论环境在未来长期得不到根本性的扭转,不但中央与香港社会之间难以形成信任关系,而且对于“一国两制”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第二,香港主流华人社会建立起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对统一国家的政治认同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也理应是香港社会顺利完成回归过程的必然成果。香港社会同中央政府信任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亦在于此,无此基础和前提则信任不复存在。因此,在未来的香港政治中,任何希望香港政治走出困局的人士,都需要在国家认同的构建方面做促进者,而不是障碍物、甚至促退者。在香港已经不可逆转地回归中国版图的情况下,建立对中国国家的政治认同对香港巩固其国际地位和继续发挥其经济优势都是必要条件。特别是,稳固的中国国家认同也是中央权力对于香港未来发展进行定位的基础。试想,如果没有巩固的国家认同,香港只会成为外资从中国经济体上吸血的管道,如何能够成为令中国信任的国家级金融中心?这也是北京迄今从未把香港定位为国家级金融中心的主要顾虑之一。要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就需要尽快、全面、有效地在全香港的中小学开展丰富多彩和形式多样的国民身份认同教育,从源头开始建立起香港未来一代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无论政治派别或意识形态分野,一切对香港的前途命运负责的人士都应该积极支持和促进国民教育在香港特区的尽速展开。

未来要重建京港之间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政治信任,以下五个方面的基础政治条件恐怕是必须得到满足的第一,香港主流社会承认并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在殖民地时期,香港华人社会对殖民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的疏离感,但从总体上讲,对于殖民地的政治秩序和管治结构是认可和接受的。为何回归之后北京始终无法在香港社会建立起管治权威?一方面,这恐怕是由于历史的因缘造成的“恐共”、“拒共”心理,使得香港社会并未完全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但另一方面也与殖民地政府和回归后香港媒体多年以来对内地的妖魔化宣传有莫大关系。实际上,承认和接受中国的主体政治秩序和北京对香港的主权权威,对于香港的自治空间,不但无损而且有益。因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唯有“一国”这个指定动作做好了,“两制”才有更大和更广阔的自由发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