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北京所秉持的这一政治底线大略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香港不能以任何形式叛离中国国土。这亦意味着任何实质性的分离主义行动将触碰中国的政治底线。第二,香港不能成为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地。北京重视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前提就是后者享有信息自由,因此北京支持香港特区享有受法律保护的言论、表达、新闻和出版自由。但北京的界限显然是,香港不能在基本法所赋予的各项自由权利下成为颠覆组织的基地、联络站甚至是前进指挥部。第三,香港不能成为内外“反共和反华势力”勾连的避风港,不能成为西方对华发动“颜色革命”的桥头堡。只要北京足以信任香港社会不会触碰这三条红线,并且香港社会亦有相应政治和法律手段对此作出保证,北京所能够给予香港的自治和民主化空间,甚至会大大高过今天香港人自己最好的想象。

香港在中国版图中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变化,自然也反映在北京治港的主要关注因素上。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讲,香港是王室皇冠上的珍珠,因此香港是否能够在政治、军事成本最小的情况下为英国政府贡献足够的经济价值,始终是伦敦和港英政府处理香港管治问题的基本考量。实际上在“六七暴动”期间,港英政府曾经反复考虑并同伦敦商讨在局势恶化时即行撤离香港殖民地的问题,并为此制定了绝密的方案。
但就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治方面,经济上的考虑是次要的一一因为香港并不向北京纳税,也不供养驻港部队,香港对于中国内地在经济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因为自由和法治而受到保障的经济体制,而非什么具体的物质利益。

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香港经济自身所存在的深层结构问题。港英和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放任地产财团垄断,造成世界罕见的房地产业独大现象,形成了香港经济十分畸形的发展结构,不但严重制约了香港的创新能力,而且也在社会上形成了炙热“炒”风;赚快钱成为社会风尚,而实体产业则少人问津,最终形成产业的空心化和泡沫化。特别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香港没有能够如同其他发达地区一样完成向知识经济的转型,这也大大限制了其在未来的发展空间。同时,香港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始终没有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即便是港府声称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和珠江三角洲地区金融中心的建设,在内地和香港缺乏政治互信的情况下,也进展缓慢。实际上,随着香港政治形势的恶化和“反中”情绪的升温,北京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已经逐步采取多通道、全区位的战略,注重分散风险,而并不仅仅把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工作限制在香港这个单通道和舞台上。总体来讲,香港在国家经济版图中的地位在今天已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第一,香港的经济腾飞是在冷战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历史的机缘巧合与香港人的精明能干相结合的产物,是所谓“可一不可再”的经历。因此,当东西方冷战对抗结束、中国内地也同样走向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全力融入世界市场时,香港曾经独一无二、傲视东亚的竞争力就必然遭逢挑战。第二,随着中国内地快速的发展进步,香港与中国内地在人才素质上的差距也在大幅度缩小,香港的人才优势岌岌可危。如果把内地和香港不同世代的人才进行对比的话,显然可以发现两地人才在受教育程度、国际化视野和专业素质等诸方面的差距均随时间推移在急速缩小,甚至逆转随着八十年代中国留学政策的开放,整整一代中国年轻人中的精英分子远赴西方发达国家深造,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已经成为国家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这些由十三亿人口中选拔出来的优秀分子,经过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洗礼,所焕发出的竞争力是惊人的。第三,随着中国的全方位对外开放,香港担负的中外之间的桥梁作用以及西方企业进入中国大陆的门户角色也被不断削弱。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直接交流快速发展起来后,香港担负的两岸之间中转站的角色亦大为减弱,这都影响了香港作为国际航运和亚洲转口贸易中心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