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得多一些,有些人修改得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有个朋友去参加布拉格的文学节,回来后向我讲述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文学节主席的手提包被偷了,那个小偷是大模大样走进办公室,坐在他的椅子上,当着文学节工作人员的面,逐个拉开抽屉寻找什么,然后拿着手提包走了。傍晚的时候,文学节主席回来后找不到手提包,问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是一个长得什么样的人拿走的,以为是他派来取包的,他才知道被偷走了。手提包里是关于文学节的全部材料,这位主席很焦急,虽然钱包在身上,可是这些材料对他很重要。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小偷回来了,生气地指责文学节主席,为什么手提包里面没有钱。文学节主席看到小偷双手空空,问他手提包呢?小偷说扔掉了。文学节主席和几个外国作家诗人(包括我的朋友)把小偷扭送到警察局,几个警察正坐在楼上打牌,文学节主席用捷克语与警察说了一通话,然后告诉那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说是警察要打完牌才下来处理。他们耐心等着,等了很久个警察很不情愿地走下楼,先是给小偷做了笔录,做完笔录就把小偷放走了。然后给文学节主席做笔录,再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做笔录,他们是证人。这时候问题出来了,几位外国作家诗人不会说捷克语,需要找专门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说他可以当翻译,将这几位证人的话从英语翻译成捷克语,警察说不行,因为文学节主席和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认识,要找一个不认识的翻译过来。文学节主席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一个翻译,等翻译赶到,把所有证人的笔录做完后天快亮了,文学节主席带着这几位外国作家诗人离开警察局时,苦笑地说那个小偷正在做美梦呢。我的朋友讲完后说:“所以那个地方还有会出卡夫卡。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情景,十多年来人们经常向这个余华打听另外一个余华:那个血腥和暴力的余华为何失踪了?